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实现了7.4%的增长。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与此同时，应当更加关注速度背后的另外一些数据。

比如，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增长贡献比例回升至54.4%，资本形成的贡献则降至48.5%，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贡献为-2.9%。

比如，城镇新增就业超过700万人。6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7418万人，同比增加307万人，增长1.8%。一季度全国职业需求和供给比率（求人倍率）1.11，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年末均上升了0.1个百分点。

又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8.8%；国家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长8.8%。

还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025元，同比增长8.3%。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9.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1%；政府债务规模有所扩张，但相对规模（与GDP的比值）上升的态势有所缓和，表明近两年债务管理取得一定成效……

这些指标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反映了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所取得的进展。

我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过程之中，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的关系尤为重要。现实中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虽然GDP增速不低，但因为主要上的是大项目，吸收当地就业甚少，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不多，资金杠杆加长、风险加大，甚至还可能加剧生态环境破坏。而有些地方增速较前些年有所降低，但就业、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风险控制、环境保护等方面情况不错，有的指标还逆势而上。

另一种易于出现的情况是，短期内增长速度下滑过快，就业、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指标急剧变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稳增长的道理所在。稳增长表面看是稳速度，实质上是稳质量。

如何保持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是增长阶段转换期始终面临的重要挑战。当进入中高速增长平台后，除了速度放缓外，更重要的是应该实现“六可”的目标，即“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

值得强调的是“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它是其他几条的基础所在。过去一些年，我们的企业形成了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速度高时效益好，一旦速度回落则效益滑坡。必须通过市场竞争、兼并重组，使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更大、中小企业更专，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相应改革，逐步形成与新的速度平台相适应的新的企业盈利模式。中国增长阶段转换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此。

只有增长质量得到保障，中高速增长才能够稳得住，并具有可持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质量决定速度，速度服从质量。这正是经济增长新常态的要义所在。在这种新常态下，尽管增长速度较前有所放缓，但在全球范围看，仍属高增长之列，更重要的是国内国际竞争力提升，我们持续前进的基础更为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