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彻底防治公权力钓鱼执法，既要从体制上切断执法经济的根源，也要从执法行为上加强规范化建设，同时更要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

作者：傅达林

近日，身怀六甲的29岁妇女吴良彩，发帖曝光“南宁永新派出所钓鱼执法黑幕”，称自己被警方“钓鱼”信用卡“套现”后，被逼再钓“下家”，并不得已向警方缴纳了近2万元没有开收据的罚款。该案目前已由南宁市兴宁区检察院立案调查。

又是派出所，又是钓鱼执法，这让人想到了之前西安一派出所“钓鱼”抓嫖的案例，还有更早的上海钓鱼执法案例。从客观公允的角度分析，该案目前的主要信息来源是爆料者本人，涉案的派出所尚未作出回应，实名举报的案情是否完全属实，还需进一步调查。因此，在信息尚不对称的情况下，草率作出“警察钓鱼执法”的判断可能显得有些不理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追问钓鱼执法的可能性，并对这一暗藏于基层执法实践中的惯常现象作出深入剖析。

钓鱼执法也叫执法圈套，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其根由就是执法权出现异化。由于这是一种给善良公民“下套”的恶劣行径，后果乃是让人弃善从恶，败坏公民的德性，因而最难为现代法治文明所容忍。而分析执法权异化的原因，根子无疑还是在于利益。从上海的案例到西安的案例，都是执法经济下的“蛋”，背后折射出的乃是与纸面完全迥异的原生态。虽然在制度层面，执法机关三令五申杜绝罚款指标，但通行于实践中的罚款任务依然存在，层层返还并未彻底改变，执法经济的根子也并未彻底切断。尤其是在基层派出所，在经费保障不足的借口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格局维持至今，罚款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在如此经费管理环境中，钓鱼执法便有了存在的土壤。而个案的调查与处理，并不能从普遍意义上为执法合法化、正当化确立规则。虽然本案的案情还没有查实，但一系列疑问都指向派出所的执法正当性。派出所事后强调是“暂扣”而非罚款的那笔钱是否属实，其法律依据何在？为何当事人曝光后又被警方“请”到了派出所，并被立案成为“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删去网帖就退还2万元钱的承诺？记者调查的另外两个“钓鱼”执法受害者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么这种钓鱼执法在当地是个案还是“冰山一角”？这一系列的疑问，不仅关涉个案的正义救赎，更关系到基层执法生态的更新。

要彻底防治公权力钓鱼执法，既要从体制上切断执法经济的根源，也要从执法行为上加强规范化建设，同时更要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值得深思的是，在遭遇到钓鱼执法后，有的人选择了不屈的抗争，但也有很多人选择了沉默与忍受。就此而言，盯住每一起个案，彻查钓鱼执法的“水”到底有多深，乃是助力公民监督、清洁执法肌体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