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场关于“官员辞职”的热烈讨论迅速掀起。一名厅级官员为何辞职？官员辞职到企业任职是否合适？新一轮官员辞职潮是否到来？公众该不该“大惊小怪”？各种“官念”再次大碰撞。

尽管每一次官员辞职的消息都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但梅永红辞职的消息明显更轰动，因为他的级别高（正厅级），而且还是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山东省济宁市市长）。

9月6日，山东省济宁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梅永红辞去济宁市市长职务的请求。9月9日，媒体报道称梅永红将加入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并出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

消息传出，一场关于“官员辞职”的热烈讨论迅速掀起。一名厅级官员为何辞职？官员辞职到企业任职是否合适？新一轮官员辞职潮是否到来？公众该不该“大惊小怪”？各种“官念”再次大碰撞。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今，见诸媒体公开报道的辞职官员有19名，行政级别最低的为副科级（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级别最高的为正厅级（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职时最年轻的28岁（赵光华）。2015年以来，已有9名官员辞职，其中包括3名地方党政一把手（梅永红、江苏省仪征市委书记程希、江苏省东海县石湖乡党委书记冒惠萍），还有5名厅级干部。

有媒体说，这是始于2013年的新一轮官员辞职下海新浪潮。

他们为什么辞职？

辞职原因是公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其中，收入低、晋升难，为了圆梦和“为官不易”等四大原因，是普遍被提及的。

梅永红辞职后，并未进行过任何公开表态，但他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一次关于公务员收入的访谈，迅速被各媒体翻出，作为其辞职的“注解”。梅永红当时对媒体说：“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DP 3800多亿，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当然，也有官员明确表示辞职和收入有关。2013年7月，28岁的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高调”辞职，在当地论坛发表感言《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一时引发公众高度关注。赵光华直言，当时最大的困扰是收入不行和上升空间有限。“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过去，压力和责任非常大，与之相应的，收入却不高，基本上是风险大而收益固定。我当时想，到社会上起码风险越大，收益可以越高。”

今年5月，30岁的黄艳辞去了湖北省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一职。她说，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算上各种福利，每年拿到手的钱大概是五万到六万，“没有隐性福利”。自己的工资，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上他缴的税。

除了收入低，晋升难也是被经常提及的一个辞职原因。2010年，25岁的黄艳参加了宜昌市公开招聘科级干部的考试，于3000人中竞争200个名额，最终入职宜昌市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为“黄副局长”，副科级。“年轻人都很想做些事情，不是怕吃苦，只是吃了苦希望有点回报。但我们的晋升渠道很狭窄。”黄艳说，“我们当中特别优秀的人，两三年就可以‘扶正’，只能说我没那么优秀吧。再者当下选择也很多，不一定做行政工作一路干到底。”5年后，黄副局长选择了辞职。

实现梦想，是辞职官员经常提起的另一个原因。2014年12月，33岁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湖南省临澧县副县长刘涛辞职返回农村老家，通过流转租赁了100多亩土地，发起成立了三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当地建起了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今年6月，《湖南日报》刊发《副县长辞官当“农民”》一文，对刘涛辞职返乡创业一事进行报道。刘涛说：中国不缺公务员，也不缺副县长，辞职是为了回归初心。“这些年在基层工作，看到我们的农村还不够富裕，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的农村、农民做点什么。”

2013年8月，41岁的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去公职，担任格力电器副总裁。据媒体报道，他曾群发短信告知亲友自己的工作变动，称“在‘中国梦’的感召下，应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请，我近日已辞去公职，告别曾经战斗20年的公安岗位，前往珠海格力电器任职”。

2014年12月，51岁的湖南省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辞职。陈延武是医学硕士，长期供职于当地医疗卫生系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9年当上益阳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就萌生了辞职的念头，自己的梦是中医梦，“自己更适合当医生。”

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一篇据称是周慧的辞职感言在当地网站流传，称“每个人都应该遵循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自我掌控的生活。”

尽管理由各自不同，但在官方媒体看来，主要是因为“为官不易”。

2014年12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文章《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文章称，辞官者的动机千差万别，但不能说完全与“为官不易”无关。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反腐倡廉成为新常态。八项规定真落实，“老虎”、“苍蝇”一起打，当官有权不能“任性”，更不敢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大环境下，过去那些认为当官旱涝保收甚至油水十足的人，发现领导干部很多时候属于“高风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千军万马奔仕途的热潮自然会有所降温。去职者渐行渐远，在职者应忠于职守。

辞职后去了哪里？

回顾历史，体制内的人曾三次集中“溢出”。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比如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这个时候，从体制内辞职往民企跳槽的，不是主流。

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大量公务员再度辞官。这一时期官员“下海”多为“停薪留职”，不打破铁饭碗，一旦“呛水”，还可回去继续工作。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企业家，比如冯仑、陈东升等等。

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政府机构改革精减人员，不少干部辞职。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有媒体总结说，2013年开始，新一轮官员辞职下海新浪潮出现。与上述三次不同，新一轮官员辞职下海尽管未成规模，但亦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比如辞职官员职位较高，厅、处级干部多，“下海”后多被私企聘去当高管。

这一特点在今年的辞职官员中就表现明显。2015年以来，已有9名官员辞职，其中包括3名地方党政一把手、5名厅级干部。9名官员中，除程希辞职后的去向未知外，有6人到民营企业任高管，1人到民营高校任校长助理。

官员辞职可不可以“说走就走”？

一名在中央部委工作的处级干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他看来，官员到民企任职，最大的价值在于了解政策、有人脉资源，“企业的许多事情，辞职官员首先‘知道找谁’，其次‘能找到谁’，然后‘能说上话’，最后‘能办成事’，这是民营企业最需要的”。

所以，有人担心官员辞职变成另一种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有“对权力二次开发”之嫌。还有人提出，官员辞职下海要防止缘于职务的“期权效应”，即事先将自己的权力巧妙地转换成个人日后“跳槽”的资本。

根据现有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立法的意愿很明显，就是想斩断权钱交易的任何可能。但什么是“直接相关”？法律缺乏更明确的界定。有媒体表示，从实际的辞职案例来看，对于需求方企业来说，正是看中官员在某个领域深厚的人脉关系，而不少官员辞职后，从事的依然是和原工作业务相关的工作。比如2007年至2014年，广州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出自城建系统的8人中有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