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只重人事的纠葛、不重思想的对错，只论派别、不论是非，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坏的思维习惯，一种很坏的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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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引用过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这样一段话：“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这段话很值得注意，我们不可轻轻放过。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该文的主要意思是：中国还不适宜提倡“费厄泼赖”(fairplay)的精神；相反，在中国应当提倡的是“痛打落水狗”。显然，鲁迅反对宽恕、宽容，按照他的意思，对于“落水狗”、“坏人”、反对改革者、落后反动阶级，就应该穷追猛打，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不过，在这篇充满不宽恕精神的名文中，却出现了前引颇为宽恕的句子，和整篇文章的内容很不协调。鲁迅不宽恕“落后反动”的“坏分子”，对于“打死老虎”的做法，却很是宽恕，认为“怯得令人可爱”。“可爱”两个字从迅翁嘴里说出来，的确很不容易。不过，这却让我有点犯难：鲁迅有时宽恕，有时不宽恕，标准是什么？差异对待的原因何在？也就是说，鲁迅对什么宽恕？对什么不宽恕？

这里，我不妨提出一个简单化的答案：鲁迅对“坏人”不宽恕；对“坏思想”宽恕。

鲁迅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起因于林语堂的一篇文章。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 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可以说，正是林语堂的这篇文章，引出了鲁迅的名文。不过，遗憾的是，林语堂“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的说法并没有引起鲁迅的重视。鲁迅所在意的，仍是人事，而非思想。

还有一个旁证，能够证明鲁迅在意的是人事而非思想观念。

就在鲁迅写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同一年(1925年)，陈源在一篇《闲话》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张歆海看见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四十个中国人，后来甚至聚集到百余人，都跟在美国兵后面喊“打！打！”，美国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东交民巷巷口，还回头笑着喊道：“来呀！来呀！”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中国人不到两分钟便没有影踪了。对于这样卑怯的行为，陈源当然很是瞧不上眼，他说：“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张歆海见到的事例，和“打死老虎”的做法一样，都是卑怯的典型表现。鲁迅一向致力于“国民性批判”，注重挖掘中国人的劣根性，理应对此重视才对。不过，对于“打死老虎”，他很宽容地放过了；对于张歆海见到的事例，他的锋芒所向，不是那百余人身上体现出的卑怯，却是张歆海、陈源等“坏人”：“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如何解释鲁迅此处的作为呢？恐怕还是前面说的：鲁迅所在意的，是人事，而非思想观念。鲁迅是“语丝派”，张歆海、陈源则是“现代评论派”；“非我同派，其心必异”，张歆海、陈源自然是“坏人”；对于“坏人”，自然要“一个都不宽恕”。陈西滢说：“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这句话对于鲁迅大概也能适用。

只重人事的纠葛、不重思想的对错，只论派别、不论是非，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坏的思维习惯，一种很坏的国民性。我们不妨从鲁迅身上吸取教训，多多宽恕那些在利益和观念上和我们不同派别的“坏人”；对于我们身上懒惰、下流、苟且、卑怯、党同伐异的“坏思想”“坏习惯”，却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