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为管理者，水库使用方、管理方等肯定无法完全免责。但对溺亡事故，责任划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显然还是事故原因反思，是相关管理措施的加强，安全意识的强化。

云南网报道，云南个旧5名小学生在水库中不幸溺亡，其中遇难两兄弟的父母一纸诉状将水库管理使用方——当地水务局和自来水公司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金等共计48万。被告则认为，他们已在水库边设立禁止游泳标识牌，是家长未尽到监护义务才致孩子溺亡。而且事发水库为饮用水源地，溺水事件发生后，在水质处理上给自来水公司带来损失。于是提起反诉，索赔“尸体污染费”。

需看到警示意义

刘鹏（职员）：相对于索要损失，自来水公司的“尸体污染费”诉求，更大的意义显然在于警示。水库禁止游泳，这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况且水库方面也设立了禁止游泳标识牌。孩子虽然没有相关行为能力，但家长作为监护人，显然有必要约束与管理好孩子。因为家长未能尽到监护责任，导致孩子溺亡，水库也是受害方之一。但遗憾的是，类似的事情年年都有上演。不得不说，这与溺亡孩子，与家长的安全意识薄弱等，是有莫大关系的。如今，水库使用者自来水公司索要“尸体污染费”，对家长等监护人来说，其警示安全的意义显然要大于索要金钱赔偿的意义。

孩子溺亡事故，家长一般是要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但作为管理者，水库使用方、管理方等肯定无法完全免责。但对溺亡事故，责任划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显然还是事故原因反思，是相关管理措施的加强，安全意识的强化。就此而言，自来水公司索要的“尸体污染费”未必不是一个有益的警示！

涉嫌滥用诉权

符向军（法律工作者）：拿主张“尸体污染费”来说，必须先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事故原因、责任要厘清。如果被告需要承担小孩溺亡的事故责任，那必要的救援打捞、水体消毒等费用损失理应主动自负，因为不但救援打捞本来就是其应负义务，从死者身上“讨价还价”也太不人道。二是要有事故危害结果发生。很难说因小孩短时间的溺亡浸泡及对其打捞，就让水体环境危害达到了影响制水、饮水安全的程度，这需要通过水质污染及其因果关系的专业鉴定来判断，否则被告消毒、弃水的举措，本质上都属于市场主体的主动经营维护行为，不能随意转嫁经营风险责任。

事实上，梳理司法实践中一些常见的滥用诉权现象，不难发现，一些被告提起反诉，很可能是出于一种“诉讼技巧”，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权利诉求，目的只是通过扯皮推诿、胡搅蛮缠、无理取闹，来对抗、抵消原告的本诉，同时也增加法官办案难度，人为制造办案压力和障碍，逼使原告让步，达到预期理想的结案效果。

厘清责任才是重点

瞿方业（职员）：谁该为孩子溺亡的悲剧负责呢？首先，不能否认孩子的父母没有尽到监护之责。这几位父母让八九岁的四处乱跑，终至亡身水库，虽然悲剧的发生不是父母的意愿，但疏于监管的责任是明显的。因此，就这起事件来讲，追究监护人的责任是必要的，不能因为他们失去了孩子就原谅他们的过失。

其次，水库管理方有没有尽到责任，必需追问。水库管理方宣称水库边上有警示牌，还有专人每日巡查。但悲剧的发生就足以说明，这些措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漏洞的存在是明显的。

就这起事件来讲，索要“尸体污染费”不应当焦点，关键要分清悲剧的责任，促使大家各负其责，从而防患于未然，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尸体污染费”没人性

马涤明（职员）：不管怎么说，“尸体污染费”之诉都不是很人性，不仅是死者家属会受到二次伤害，也会伤害到社会——首先是社会公众，从朴素的价值情感上来说，恐怕很难接受；同时，这也是对社会文明的一种羞辱，进而，也是诉讼者对自己的羞辱。溺水而亡，不管责任在谁，它都是一种灾难事件；孩子是灾难的主角，则社会的同情度会更高。对于这样的灾难事件，救援阶段，政府方面一般是不计成本的。就好比火灾，过后能和失火的人家要“救火费”吗？污染发生了，治污当然需要成本，但灾难性事件中的“肇事成本”是否可以忽略不计或国家买单，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共伦理问题。如果说，不是任何灾难事件都可以免除经济责任，但“尸体污染费”还是太刺激、太伤人，主要因为这有关人性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