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学生和张焕枝夫妇。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摄

张焕枝赴法院询问案件进展。

2005年3月16日，《河南商报》报道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称一个叫王书金的人，供述自己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真凶”。这让已经承受10年痛苦、见人不敢直视的聂家人内心得到些许安慰。由此，聂母张焕枝开启了一段漫长的申诉路。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昨天上午，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正式解除了与刘博今律师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了最早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两人于当天下午抵达山东济南。今天上午，李树亭将联同陈光武律师前往山东省高院，申请阅卷。　京华时报记者施志军

案件动态 原律师再出马申请阅卷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官方微博宣布，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当天晚上7点半，刚刚看完天气预报，张焕枝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那头，一名律师告知了这一消息。这一进展，张焕枝兴奋不已。随后一段时间，她的电话被“打爆了”。

“我相信我们国家法律的正义，我也一定能为我儿子洗刷冤屈，直到我死。我不管石家庄中院、河北省高院怎么想”，张焕枝一再强调，国家在进步，法律也在进步。只是，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等到儿子正名那一天，而眼下只有先好好地活着，等待着结果，“因为我一直都没有白跑，这些年来的坚持，还有这么多好人在帮我。”

昨天下午，张焕枝正式解除了与刘博今的委托协议，重新委托李树亭律师，在他的陪同下，二人已于当日下午5点抵达山东济南。随后，张焕枝又与陈光武律师签署了委托协议。记者多次试图联系张焕枝及其委托律师，但对方均委婉拒绝，称希望今天再见。

“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张焕枝说，“但也抱着最大的期望，我要叮嘱山东高院，希望他们抛开网上的东西，专心复查这件案子”。

今天上午，张焕枝及代理律师李树亭、陈光武，将前往山东高院，申请阅卷。

讲述

父亲的转变 绝望服毒后燃起希望

1994年夏天，年仅20岁的聂树斌生活得很安稳，家里给买了600多元的山地车。不料当年，他就因涉案被警方带走、羁押。1995年被判处死刑，并在当年被枪决。

聂树斌被枪决之后，其父聂学生便从来不与村民打招呼说话，永远是猫着腰、拄着拐，自己走自己的。

第二年，聂学生（已经在石家庄联碱厂上了20年班），同村人眼中的老好人，因无法承受这一事实，受不了工友议论，动起了轻生念头。安眠药藏了1个多月后，他终于趁老伴儿张焕枝出门的时候，整瓶服下。

幸好发现及时，经过抢救，聂学生的命虽然保住了，却也因此患上了偏瘫，卧床不起，吃喝拉撒都靠张焕枝一人照料。同时，因无法正常工作，单位的工资也一下降了一半。

知子莫若父，躺在炕上的聂学生心里一直认为，孩子是被冤枉的，“我儿子根本就没那个胆儿”。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下，他下定决心，不能再这么“傻”下去，开始自己做恢复性的锻炼，一来可以减轻张焕枝的负担，二来也表明从灰暗中走出去的决心。

翻身、爬动、下炕……渐渐地，他能自主从炕沿挪到堂屋，然后再返回去。训练效果日见，他又让张焕枝缝了两个装满20斤沙的沙袋练习臂力。

这一系列的锻炼，聂学生都咬着牙挺了过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后期康复训练时，他还在村边一处河沟连摔了两次，导致左膝内软骨骨折，打钢钉拔钢钉，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其间，张焕枝还患过一次耳聋，除了在石家庄市里上班的女儿聂树惠偶尔来照料，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位老人相互鼓励，硬撑。

母亲的坚持 从被害人家属处求得判决书

2005年3月份，熬过10年光阴，低着头做人的张焕枝在得知王书金的名字之后，感到压在心上的石头一下轻了很多。

看到张焕枝心情有所改善，村里人这才敢当面和她提起聂树斌可能是“冤枉的”。正是这三个字，10年的忍耐化为申诉的动力，张焕枝开始踏上漫长的申诉之路,她一次次上访，辗转于各级公检法机关，试图通过一点点的努力推动案件“翻转”。

王书金的出现，让张焕枝既恨又欢喜。她认为，王书金犯下的罪、孽先一步让聂树斌承担了；而自认“真凶”的王书金，又给她带来“翻案”的希冀。

前两年，由于没有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张焕枝每次都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无判决书不接受申诉立案”为由拒绝。下聂庄村50余名村民陪同张焕枝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索要判决书，河北高院终作出答复：判决书不能给，理由在于，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判决书必须送达被告人近亲属，但“聂树斌案”是在此前审判，“可给可不给”。

这一次，张焕枝被彻底激怒，“既然可给可不给，为何不给！”无奈，张焕枝只有一条路可走——请求当时收到判决书的受害者家属。但她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2007年，在好心人帮助下，被害女子康某家终于同意提供复印件，通过特快专递寄给了张焕枝。

叫天不应地不灵的张焕枝心里再次燃起希望，申诉也终得立案。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聂树斌案申诉材料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河北高院核查7年没有进展

张焕枝凌晨5点起床，给老伴做完早饭便匆匆出门，经过2个小时车程，早早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号。运气好的话，领完号，她需要等三四个小时，见到“聂树斌案”承办法官王琪，询问申诉进展。然而，立案之后，河北省高院却始终以“在核查”让她“再等等”。这一等又是7年。

步行到5路公交站，经过1个多小时车程，到西里转一次车坐一站，再步行15分钟。这段从下聂庄村通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路，张焕枝记不清走了多少次。9年108个月，至少每个月一次，母亲张焕枝为给儿子讨个公道，她不断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申诉。

每月至少一次的申诉，相关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为了省钱，有一次，张焕枝从河北高院回家的时候，手里没有零钱，“转两次公交得3块钱”，张焕枝说为了找零，她走到一处菜市场，原本想在那儿买东西，看看水果摊，看看烙饼摊，又看了看熟食摊，终究还是不舍得花钱，最后买了一根冰棍，“10块钱花了1块，正好够坐车的零钱”。

有一次快到河北高院的时候，步行经过民心河，走着走着，“我的腿就走不动了，疼得不行不行的”，膝盖的剧痛，她一点一点挪着，靠在了河边栏杆上，“我一个老太太，想想自己多难啊，揉着膝盖很久，才稍微好一点，可是我那泪就下来了。”

家庭的守望 看法制栏目寻找“答案”

10年，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家庭过得抬不起头，两位老人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丧子之痛又几近拖垮这两位老人。

在同村人眼中，聂树斌“老实得很”，是典型的内向性格，加上家里看管得也严格，不相信事情是聂树斌干的。在村民们看来，张焕枝和聂学生是故作坚强，虽然对外人从来不提聂树斌。

聂家的生活平静而清贫，历经变故，家中的布置仍透着仔细。推开漆黑油亮的院门，院内收拾得干净利落，正房客厅里一张方桌靠着墙，桌布绑得结结实实，白色地板砖明亮如新。记者采访过程中，每次问其亲朋好友，张焕枝都表示，“不用问他们，只问我一个人就行了，别人的生活就不要打扰了”。

张焕枝说，儿子走的那几年，日子没法过，每天靠看电视缓解，只看法制频道，直到现在，《今日说法》也是老两口最喜欢看的栏目。春晚，他们也不怎么看，“看晚会那热闹样，更难受，想想要是树斌还在，那得多好，再看看身边就我们俩，孤零零的，总是缺少点儿啥”。他们期望着，从电视节目中寻找到一些与儿子案件的相似之处。

而聂学生则听不得有关聂树斌的任何事儿，听到了就会声嘶力竭。因此，每有记者到访，张焕枝都尽量不让老伴在旁边，“他大脑受刺激，怕他再犯偏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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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和王书金 究竟谁是玉米地里的凶手

1995年4月，因被认定是一起发生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的强奸杀人案凶手，河北石家庄青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然而10年后，一名叫王书金的男子被警方抓获，他却供认自己曾犯下一起强奸杀人案，经调查，案发地正是聂树斌案的那片玉米地。究竟谁是玉米地奸杀案凶手？

聂树斌家人从案发后就坚信聂树斌不会是凶手，王书金的供认让聂树斌家人开始了申诉之路。历经近10年的申诉，聂树斌案迎来了重大转折——今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决定，指令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聂树斌案。

京华时报记者详细梳理聂树斌案发生的始末，还原这起当时曾被视为不容置疑的铁案，是如何变成重大疑案，再次追问聂树斌案的真相。

聂树斌被捕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一片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一名康姓女子被人强奸后杀害。现场情况显示，凶手将康某强奸后，用一件衬衣将康某勒死。当时的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展开调查，9月23日下午，石家庄市下属的鹿泉市下聂庄村村民聂树斌被警方抓走，他被认为是这起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聂树斌当年只有20岁。10月9日，聂树斌被批准逮捕。

执行死刑

经过半年多的审理，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聂树斌正是强奸杀害康某的凶手，一审判处其死刑。聂树斌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院做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聂树斌的家人始终不相信他会是该案的凶手，也没有停止申诉。

“真凶”现身

1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干警在治安盘查中，抓获一名叫王书金的男子。王书金为河北省广平县人。王书金被抓归案后，供述了自己的一系列犯罪行为，包括多起强奸杀人案，作案地点均在河北省，河南警方迅速通知河北警方，案件移交到广平县警方。

很快，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带队开始审讯王书金。在审讯中，王书金提到，1994年8月，他在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曾将一名30多岁的女子强奸后杀害。在带领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现场时，广平警方从石家庄警方获悉，当年这起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凶手早就查获并被枪决了。一案两凶的情况突然出现！究竟谁是这起案件的真凶？

媒体披露

一案两凶的情况也很快被河南商报记者获悉，经过采访，2005年3月，《河南商报》刊发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最早披露了王书金可能为当年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真凶，聂树斌或许被冤杀。

该报道刊发后，全国上百家媒体跟进报道，聂树斌在被枪决10年后，其案件发生重大转折，究竟谁是当年那起案件的真凶，聂树斌是否被冤杀，引发全国公众的关注。

官方重查

《河南商报》报道刊发后的第三天，河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对聂案重新调查。河北官方承诺：重新调查，尽快公布真相……

一案两凶的情况发生后，始终坚信聂树斌不是当年那起案件凶手的聂家人开始了申诉之路。聂家人和律师来往于河北省高院、河北省公安厅等部门之间，但将近两年时间，河北官方再无任何答复。聂树斌案陷入沉寂。

“真凶”脱罪

2007年4月，王书金被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在庭审中，王书金多次主动承认1994年的石家庄玉米地强奸杀人案，但最终该案没有被认定。王书金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诉，理由就是一审法院不认定他实施了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王书金也通过律师获悉，聂树斌已经作为这起案件的凶手被枪决。

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院二审开庭审理王书金案，王书金再次对玉米地案供认不讳。这一次开庭后，将近6年时间，王书金案件再没有任何消息，聂树斌家人的申诉也石沉大海。

沉寂6年

王书金案件沉寂近6年后，2013年6月25日，河北省高院在邯郸开庭，再次审理这起案件。此次的庭审，一出中国法制史从未有过的审理局面上演：应该指控嫌疑人有罪的河北省检察院一方，却坚决否认王书金就是玉米地案的凶手，并出示了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而应该极力否认自己是玉米地案凶手的嫌疑人，却坚定承认自己就是案件凶手。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在庭审中提出，需要查阅聂树斌案件的案卷，并申请休庭。合议庭同意了这一申请。

2013年7月10日，在查阅过聂树斌案件的部分案卷后，王书金上诉案在邯郸再次开庭审理。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院对王书金案件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再次否认王书金为玉米地案的凶手。目前，王书金案已经进入死刑复核阶段。

异地复查

王书金被二审宣判后，公众及相关专家曾担忧，河北省高院的判决否认王书金是玉米地案的凶手，一旦王书金被执行死刑，聂树斌案将无法继续申诉。时间过去一年多，王书金的死刑复核尚无结果，聂树斌的申诉也陷入沉寂。

2014年11月20日，聂树斌的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介绍，王书金被二审宣判后，他曾多次前往河北省高院，要求查阅聂树斌案的案卷，但均被该院以各种理由拒绝。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聂树斌案。最高法的决定中指出，聂树斌案的案卷将移交到山东省高院，依法保障申诉代理律师的阅卷权。

聂树斌案和王书金案仍是疑问重重，主要聚焦在花衬衣和钥匙两大疑点上。

1.花衬衣是否当年那件？花衬衣来自哪里？

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聂树斌的母亲在休庭后指出，法庭上出示的照片显示是一件短袖衬衣，而当年聂树斌被抓后，警方拿给她辨认的是一件长袖花衬衣。

此外，王书金的律师拿放大镜仔细观察，照片上的衬衣非常整洁干净，没有任何污渍，不符合缠绕在高度腐烂的尸体上8天这一情节。律师还当庭指出，法庭上应该出示物证原件，而不是照片。至于花衬衣的来源，检方在法庭上并没有做出说明，王书金的供词也没有涉及，在法庭上，他回忆不起来。

聂家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曾对媒体分析，该案先后出现5件衬衣：1.现场勘查发现一件；2.案发后警方从受害人康某家中拿走了一件；3.案发后警方曾拿着一件衬衣给聂树斌母亲辨认；4.警方也曾拿着一件衬衣给受害人康某的家人辨认；5.2013年6月25日庭审出示的照片中的那一件。

李树亭判断，在聂树斌的供述中，必然提及那件衬衣。问题是，“这5件衣服，是不是同一件？”

2.王书金供述的钥匙，是否聂案中被忽略的那串钥匙？

聂案卷宗公开部分显示，现场物证包括一串钥匙。案发后，那串钥匙很快作为遗物发还给康家。根据“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的办案规定可以推测，聂树斌的口供应该没有提到钥匙。

疑似真凶王书金在供述作案过程时也提到钥匙。他说：“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自行车东边的地上”。

2005年最先报道聂树斌案的老报人马云龙告诉京华时报记者，办理王书金案的广平警方曾透露王书金供述钥匙的细节，当年因为报道不能泄密，他用“非亲到现场不可能提供的证据”来表述。

马云龙阐释这句话的含义：王书金曾经供述，他作案后拿起过钥匙，在井台边藏匿死者的衣物后，突然想到，从现场带走死者的这串钥匙很可能给他带来麻烦，所以又返回现场，将这串钥匙扔回死者的旁边，依他自己说法是1米左右。“后来我看到聂树斌案的现场还原，果然在离死者7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只差30厘米。但是在被枪毙的聂树斌的所有供词里，只字未提这串钥匙。”

马云龙认为，在完全没有案卷的参考下，王书金能够在远隔11年后准确地指出这串钥匙的位置，说明此案绝对是王书金干的，不可伪造。“我现在仍然认为：其他什么证据可以不要，只要把这个证据扒出来，就能证明王书金是康某案的凶手。”

专家观点 聂案是否为冤案取决于案卷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尚权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毛立新曾指出，由于案件发生至今已经太久，相关证据已经消失。而按照刑诉法的要求，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河北检方及河北省高院最终不认定王书金为玉米地案件的凶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按照同样的原则及标准，聂树斌案也该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毛立新认为，目前聂案判决书等披露的材料中并没有提到精斑检测之类的物证，也就是无从断定到底是谁奸杀的被害人。王书金对玉米地案的供述，与聂树斌案有太多吻合之处，这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王的供述虽然不足以确定他就是玉米地案的凶手，但足以导致公众对聂树斌案产生合理怀疑。

对于聂树斌案是否为冤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指出，从刑诉法的角度来说，即使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王书金的死刑判决，王书金被执行了死刑，也不代表聂树斌案就没有改判的可能。洪道德认为，从法理上来说，王书金案如何判决，与聂树斌案是否能改判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只要聂树斌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应该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予以改判。而聂案是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只能通过案卷来决定。目前，河北省司法系统依然不允许律师查阅聂树斌案的全部案卷，聂案的全部案卷无法公之于众，成为聂案改判与否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王书金若被执行死刑，聂树斌家人依然有机会进行申诉、反映。京华时报记者张剑 李显峰

【原标题：聂家重签原律师赴济南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