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来自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专项调研显示，北京各类执法机构聘请的临时执法人员高达20多万，是正式执法人员的3倍。“临时工”参与执法比例远高于正式人员，这类现象并不少见。如此多的临时工进入执法体系，会给执法质量和公民权利带来什么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

近年来，我国对行政机构的编制从严控制，但客观上一些部门承担的执法事务并没有减少，甚至社会治理任务还在增多，所以出现了执法机构向社会购买服务、雇用临时工代替正规执法人员的现象。诸如协管、辅警等越来越多，以致在一些地方，执法系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临时工在运转。那些职责在身的正规执法人员，反而“退居二线”了。

在法律上，临时工并不具备执法的主体资格。由于执法权的公益性和强制性，执法主体必须是符合法定资格条件的公务人员，法律严格限制其外包发派给他人。所以临时人员只能协助行政执法机关，做一些诸如维持秩序、劝导、搬运等工作。但调查显示，有的地方缺乏执法权限的临时工参与一线执法的比例远高出正式工。这种现象极可能导致权责不一致，造成执法行为失范，给公民权益带来潜在风险，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背道而驰。

临时工执法现象，本质上是一个关乎执法权与公民权利的法律问题，需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予以解决。执法机构到底需不需要临时执法人员，需要多少，都不应当由执法部门自己说了算，而应依法依规来决定和行事。如何将执法机构聘任临时工的行为约束在必要的限度之内，同时厘清临时工和正式执法人员的职责，本身也是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要义。

行政执法是否到位、规范、文明，关键在于执法主体的规范化程度。目前，我国执法主体还存在职权交叉、权责不明等问题。调研发现，一名城管队员执行各类执法任务，需要几十个部门配合，部门职责交叉可见一斑。而清理并规范执法临时工，只是执法主体规范化建设的外在措施，最终的方向还在于按照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这两个“推进”，可谓破解临时工执法问题的法治正途。

其实，近两年也有一些地方在治理临时工执法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例如，有的地方以立法的方式明确限定编外人员的比例；广东在去年实施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中，要求依法确定行政执法资格，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通过法治方式，寻求一种严明的规则之治。

哲人曾如此告诫：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法治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人，因此，四中全会才会如此强调“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以清理临时工执法为契机，行政执法需要从源头上缘法而治，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和执法行为的文明程度，从而为法治建设固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