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陆续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显示，14个被巡视的对象中，有7个地方和单位出现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反腐问题专家任建明说，半数被巡视对象暴露出领导干部用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利的问题，这让人震惊。

1979年至今，我国有超过110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问题，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中央巡视组聚焦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意味着将干部亲属等“易腐人群”纳入反腐视野，那种“一人当官全家发财”的腐败将难以遁形。

今天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制度和法治反腐等重大问题上，会作出哪些决策和部署值得关注。

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

与干部腐败高度关联

通报显示，14个被巡视省市和单位中，有7个地区、单位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个别地方问题突出。

山东省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宁夏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及其亲属违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园林绿化等”问题，河南省“市县主要负责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新疆“领导干部亲属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巡视中发现的违规现象受到处理。河南省共受理科级以上干部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线索148起，其中厅级干部17人，处级干部35人，科级干部96人。甘肃对存在个人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的16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7人、诫勉谈话51人、降低基本退休金1人。

子女亲属违规经商与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到底有多大关联性？在新疆的专项清理中，近1000条违规的线索目前已查出输送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线索68件；江西专项治理期间，各地各部门通过自查发现涉及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的已达110余人。数据说明，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与领导干部腐败的关联度相当高。

据披露，今年以来新疆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176件，占15.6%，其中自治区纪委查办的16件违纪案件中，有6件涉及此类问题，占比高达37.5%。广东省纪委通报，今年上半年立案查处的要案有31件是官员利用影响力为亲属、子女谋利，占要案总数的33.3%。

腐败官员藏身幕后

安排亲友收受钱财

江西一位纪检干部说，在查办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涉及腐败的案件中，一般是腐败官员藏身幕后，安排至亲好友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基本上，其手法和途径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一是“官商权钱利益互补型”。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是典型的家族内“官商合作”，该家族成员多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同时家族还经营着物流公司、洗煤厂等企业。

二是“借壳捞钱型”。一些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并不从事实际业务，其公司只是进行贪污受贿的“壳”。今年2月，江西纪检部门对副厅级干部张某立案调查，目前张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办案人员透露，为了牟取不当利益，张某的儿子在其任职所在地开办了一家财务咨询公司，每年象征性地到当地私营企业翻翻账本，一家公司就可拿到15万元咨询费。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与刘德成父子具有同样的特征。根据检方的起诉书，刘铁男帮助南山集团解决3万吨氧化铝购销合同，南山集团董事长将购销差价中的750万元人民币汇入刘德成控制的公司；刘铁男帮助张爱彬在北京成立广汽丰田汽车销售店，张爱彬将新公司30%股份送给刘德成，之后又用1000万元人民币回购股份。

三是“利益集团交换型”。这种腐败形式一般是领导干部先施惠于下级、商人，再打招呼让其“照顾”自己的亲属，或者官员之间达成某种“默契”，以手中权力为交换砝码，异地“交易”利益互换。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吴晓林介绍，这种算是家族内“官商结合”的“高级形式”，难以发现、查处，并且大都是以“窝案”的形式暴露，负面影响也更大。

此外，领导干部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国际化”趋势明显，这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隐蔽性。江苏一位纪检人员说，无锡一位副厅级干部的儿子在香港开公司，形成了“老子在国内给人办事，儿子在境外大肆收钱”的腐败链条，短短几年时间，这个“官二代”在境外收受贿款上千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