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过扬州的两首诗是什么？

核心提示：康熙自二十三年（1684）至四十六年（1707）前后六次出巡都与治河、漕运、盐运有关，而扬州“地兼三者之利”，自然是其关注的重点。

六次出巡，来回均经过扬州

历史上，曾有几位帝王巡幸过扬州，其中隋炀帝三次出巡，清康熙帝、乾隆帝各六次出巡。皇帝出朝，地动山摇。阵势最大的要数隋炀帝，第一次巡幸时仪仗空前盛大，“舳舻相接，二百余里”，船上岸上数十万人相随，仅挽船士八万有余，耗资巨万，落下了千古骂名。和隋炀帝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清康熙帝比较低调，特别是前四次出巡时注意自律自省，还有感而发写下了《过维扬》《述怀近体诗》两首诗，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清康熙帝是位有作为的皇帝，他的六次出巡可不是游山玩水。康熙亲政不久，就把治河、漕运、削平三藩列为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以示时刻不忘。又谓漕、盐、河为“东南三大政”，给予极大关注。康熙自二十三年（1684）至四十六年（1707）前后六次出巡都与治河、漕运、盐运有关，而扬州“地兼三者之利”，自然是其关注的重点。康熙帝六次出巡，来回都经过扬州，五次驻跸扬州。在此过程中，“不严警跸”，注意“仪卫”的“简约”，每次护从仅三百余人，凡有“以管龠迎者”，皆“辄禁止之”。他每到一处都告诫大小官员“当洁己爱民，奉公守法”。

《过维扬》：“重过邗沟地，春风细草生”

第一首诗写于康熙帝第二次出巡之时。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初二，皇帝谕吏、户、兵、工部，因治河事宜“应修应塞议论纷纷”，决定再次出巡，亲作勘察，并兼观览民情，周知吏治。令出巡所需均在京准备，“秋毫不取之民间，恐地方或有不肖官员，借端妄派，以致扰害穷民，尔其加意严察”。同时出了个安民告示，所经地方，百姓各安生业，勿避勿扰，不搞排场，不加重地方负担。正月初八日启行，自北而南，正月二十七日，皇帝的御舟来到扬州，是日泊黄金坝。城中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盈衢溢巷”，阖郡士民迎驾，大家都跪在黄金坝河岸上，想一睹康熙皇帝的风釆，船过去了，康熙亲眼看到男女老幼争先恐后住前追赶，奔走呼号，“喧哗拥塞”。这显然和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二十八日，康熙帝“亲制上谕”：“高崖水次，或有倾跌之虞。”对其欢迎“虽出其恭敬爱戴之诚，恐致稍损物力，甚为惜之。朕视宇内编氓，皆吾赤子，惟使比户丰饶，即不能结彩幔，朕心亦所嘉悦。前途历经诸郡邑，宜体眹意，悉为停止。”同时下令，“此后止于夹道跪迎，勿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正是在这次途中，康熙写下了《过维扬》这首诗，在这首诗的序中，再次说明了作者的目的在于，“犹恐前途相效。敕地方长史，谕以省费惜财，并赋此诗。”诗中写道：“重过邗沟地，春风细草生。帆墙连贾舶，笙吹满江城。物力须教惜，民情亦见诚。繁华当淑景，气象喜充盈。”五年前，即康熙帝第一次出巡时曾经到过扬州，由于康熙的曾祖父努尔哈赤推行屠杀汉儒政策，他的父辈又六次洗劫中原大地，叔祖父多尔衮更是强迫汉人“剃发”，引发了江南地区的强烈反抗，历史上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在康熙初年，扬州地区的老百姓对清王朝非常抵触。据《清圣祖实录》记载，由于担心当时扬州的“治安”不好，尽管康熙十分倾慕扬州美景，但在第一次下扬州的时候，第一天没敢进城，而是把船停靠在了仪征长江水域，一行人就在船上凑合住了一宿。第二天进扬州城看了栖灵寺、平山堂和江天寺三个景点，就匆匆离开了。康熙第二次来到扬州，看到扬州商船云集，一派繁华富足的景象，看到民众欢迎的热诚，感到满汉矛盾有所缓解，内心是非常高兴的，认为即使这样，也要爱惜物力，不要浪费，不能因接待圣驾而增加侈靡之风。对于康熙来说，能有这种想法，应该是值得称道的。当然这是不是他内心真实想法谁也不清楚。

《述怀近体诗》：“又驻塔湾见物华”

第二首诗《述怀近体诗》写于康熙帝第四次出巡之时。第四次出巡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十六日启行，沿途登泰山，视察河工，检阅官兵，谒明孝陵。回程中，于二月二十九日御舟泊扬州宝塔湾，入住茱萸湾行宫。这是由扬州盐商于高旻寺西侧为康熙帝南巡而修建的，又称塔湾行宫。康熙帝在这里写下了《述怀近体诗》。诗云：“又驻塔湾见物华，先存蔀屋重桑麻。惠风遍拂维扬市，沛泽均沾吴越家。作鉴道君开艮岳，与嘘炀帝溺琼花。浇胸经史安邦用，莫遣争能纵欲奢。”康熙帝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他在序文中写得很清楚。康熙帝住在行宫中，想起了曾经阅览过的《汉书》，其中有“文帝惜露台百金”而被后世称颂的记载。汉文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正是他开创了“文景之治”，但他非常朴素节俭，他曾经想筑一座露台，找工匠商议后，知道需要一百金，汉文帝觉得这一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总家产，就作罢了。康熙帝在序中写道：“至于茱萸湾行宫，乃系盐商、百姓感恩之诚而建，虽不与地方官吏，但工价不下数千。”加上“三宿所费，十倍于此乎？”“故作述怀近体一首以自警”，康熙似乎找到了与汉文帝的差距，觉得应该自我警惕了，不能放纵自己，还要把这首诗“粘之壁间，以示维扬之众”。从诗的内容看，还在于他看到了因为追求奢靡而丢掉江山社稷的危险性。值得借鉴的是宋徽宗因筑艮岳而亡国，令人唏嘘的是隋炀帝因沉湎琼花而掉脑袋，这些使他不寒而栗。艮岳是宋徽宗的得意之作，可谓括天下之绝，藏古今之胜，集中国南北园林建筑之大成，荟华夏名山大川之雄伟、险峻、奇秀、幽美诸特色之萃，蔚为大观。宋徽宗恬然自得，还洋洋洒洒地作了一篇《艮岳记》。可惜好梦不长，不久，金人北来，城破园毁国亡，自己被掳往金国，受尽凌辱。隋炀帝下扬州看琼花的故事，都出自明清以后的小说中，尽管是虚构的，但其影响是很大的，康熙自然也相信了这一点，而隋炀帝三下扬州场面浩大，挥霍浪费，穷奢极欲，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说是隋炀帝失败的原因之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由此，康熙想到安邦定国一定要以史为鉴，不能放纵自己追求奢侈的欲望。话是这样说，能否真正做到是另一回亊。对于九五之尊的帝王来说，各种奢靡的诱惑太多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实践绝非易事。

从康熙帝的这两首诗来看，作为封建帝王能够注意反省自己，把崇尚节俭、克服奢欲与治国安邦联系起来，这是可圈可点之处。应当指出康熙自己后来也未完全做到。第四次出巡之后，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的曹寅，得知康熙要第五次出巡，又捐银二万两，亲自筹划督修茱萸湾行宫，从而使行宫殿堂馆轩、亭台楼阁一应倶全，更加富丽堂皇。康熙第五次出巡时，在扬州城内畅游平山堂等地之后，就登舟驶抵茱萸湾行宫驻跸，游御花园，演戏摆宴，极尽人间乐事。据《圣祖五幸江南恭录》记载，入夜“行宫宝塔上灯如龙，五色彩子铺陈古董字画，无计其数，月夜如昼”，好一派良宵美景。第五次出巡来回均在此居住，前后计十一天。为了康熙的舒服，曹寅究竟花费了多少银子，大概谁也说不清楚，但肯定是造成了巨大亏欠。清代有首《竹西词》说：“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这倒是符合实情的，可见浪费惊人。到雍正朝，因问题暴露，东窗亊发，曹家被抄家，而致一落千丈，康熙帝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