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需要生死教育？

核心提示：清华大学教授鲁白介绍了科学的进展对于健康和老去的影响，有三个方面的进展使得今后应对疾病有了新的方法，分别是基因编辑技术、细胞治疗和组织工程技术，但都涉及到伦理问题。

5月23日，北京医师协会、农工民主党中央医卫委联合“知识分子”公众号、《中国医学论坛报》以及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共同发起了专题圆桌会——“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会上不同领域的嘉宾从医学、文化、制度等层面叩问了关于生死的重大问题。

“知识分子”公号本周推出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鲁白，“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创始人、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负责人罗点点，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刘晓红在会上的发言。随着中国人预期寿命不断增长，进入老龄社会，如何面对疾病与死亡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中国文化中对谈论死亡的忌讳，现实中无论文化上还是制度上都存在空白，正因如此，这样来自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的深入探讨特别值得重视。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是医疗公共话题的发起者和倡议者。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他来自蒙古草原，草原上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汉族地区很不同，把死亡看作回到自然中去，而在汉族人中，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代表的普遍观念阻碍了医学界对死亡的科学讨论。在探讨“如何让死亡有尊严”的问题时，除了关涉其中的医生、告别者、告别者的亲属以外，还有社会舆论作为围观者施加的庞大压力，使得讨论无法理性展开。而只有打破忌讳，开始关于死亡的讨论，才能祛魅从而达到免疫。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指出，尽管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提高了医学水平，人们对生命的无限追求也随着放大，但医学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有限的。他作为医生的一个困扰是，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治疗85岁以上的高龄患者时存在潜在危机，经验医学、循证医学甚至精准医学都无法提供可靠的风险预测，而当带有“健康老人”光环的高龄患者出现问题，就会超越生物医学本身而上升为关系到亲情、宗教、文化等复杂因素的社会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鲁白介绍了科学的进展对于健康和老去的影响，有三个方面的进展使得今后应对疾病有了新的方法，分别是基因编辑技术、细胞治疗和组织工程技术，但都涉及到伦理问题。鲁白指出，科学和媒体往往只能告诉大家发现了什么，但很少报告做不了的事情，因此给人们造成了科学越来越发达一切疾病都有希望治愈的印象，但事实上生命有限这个事实是无法抗拒的。他认为，从生物学家的角度而言，生命的本质是生老病死和传宗接代。

关于临终问题，鲁白认为，病人的家属没有权力来代替病人做治疗（或不治疗）的决定；当病人自己没有意识或者能力做决定的时候，应该有一整套制度来保证病人在事先被告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提前做决定。而罗点点的生前预嘱协会就是要让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成为生前预嘱合格注册人，提前明确表达自己在临终时想要什么样的医疗照顾。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一个公民要拥有和使用生前预嘱基本没有法律障碍。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刘晓红提出，生死教育要从幼儿抓起，在小学、中学和医学教育中都要加入死亡教育，在社会上推广生前预嘱的五个愿望，即：①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照顾。②我要或不要生命支持系统。③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④我希望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⑤我希望谁来帮助我。

针对会上多次提到的中国人对谈论死亡的忌讳，罗点点提供了一个相反的、十分乐观的观察，他们在推广中发现尽管文化给所有人套上枷锁，但事实上人人都想知道关于死亡的事情，她认为在中国开展有关死亡和生命的教育有非常广阔的天地，有质量的死亡有望在科学的、人文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很快实现。

资中筠：知识分子的进退出处

资中筠。

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杨绛的离世引发的众多讨论中，从知识分子的担当角度评价钱锺书杨绛夫妇公共品格的一系列文章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近日，腾讯思享会公众号刊载了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著名学者、翻译家资中筠撰写的关于知识分子进退出处的文章，颇具启发性。

资中筠曾受业于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但此番撰文的意图并不在于悼念师长。

资中筠二十年前就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事务关系这一话题，2010年80岁时曾发表万余字长文《平戎策与种树书——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梳理了从先秦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心路，这次参与讨论仍是为了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剖析。

资中筠指出，正常的现代公民社会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为民请命。媒体型“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批判社会弊病，而各领域的知识分子则只需要在本行业相关的政策方面发言，只有在“言路不畅、法治不彰、社会严重不公”的情况下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为民请命。因此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期往往会出现杰出的思想家。

在她看来，中国古代的“士”与“公共知识分子”大体相当，同样承担着为生民立命的责任，而在皇朝循环治乱兴替中，读书人也就面临入世和出世的选择。进入近代，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而前赴后继的表现是对得起民族与民众的。

进入新时期，资中筠对一些当代知识分子自相矛盾的言行不以为然。在说真话、主持正义的风险比从前小得多的当下，这些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民间疾苦、社会不平不闻不问，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却轻薄地讽刺、贬斥当年处于承受高压的前辈知识分子。

对于钱锺书杨绛二人，资中筠认为他们是不可复制也无法效颦的特例，能够“苟全性命”乃至“苟全羽毛”于乱世有独特的主客观因素。主观上清高自守、明智清醒，而客观上被允许与政治保持距离，都是非常难得的。文中还提到，钱锺书曾说过杨绛的《干校六记》应该有第七记，“记愧”，表明他对这种沉默也并非心安理得。而作为个人，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完全有不问世事的权利。

文章最后指出，文人相轻应有底线。如果有幸掌握最多精神资源的知识分子群体失去是非善恶之判断，甚至公开宣称不相信公平正义，这种倾向一旦成为主流，就是全民精神的堕落。当下知识分子的进退出处是个人选择，“不必拿先贤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