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掉的“烙印”：精神疾病康复者艰难“回家”路

核心提示：在我国,虽然精神疾病患者的境遇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大幅改善,但在社会支持体系仍待完善的前提下,要消除公众认知给精神疾病患者打上的那枚“烙印”尚需时日。

今年5月1日,是我国精神卫生法实施三周年。可以说,如何对待精神疾病患者,是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在我国,虽然精神疾病患者的境遇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大幅改善,但在社会支持体系仍待完善的前提下,要消除公众认知给精神疾病患者打上的那枚“烙印”,尚需时日。

任云(化名)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干什么的。

大部分工作时间,他待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的“牡丹园”中,扮演着类似家长的角色。与他朝夕相处的十余位“家庭成员”中,既有年近古稀的老者,也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精神疾病康复者。任云,则是负责照看他们的精神科护士。

“牡丹园”是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下设的北京海淀心理健康服务协会创办的社区居住式康复站。目前,和它一样的康复站,在海淀区一共建设了10家。它们诞生的意义在于:通过系统的精神康复训练,让精神疾病康复者能够尽快融入社会,进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社区康复理念孕育“玫瑰”

“精神病人在医院待着好好的,为什么要把他们‘弄出来’呢?”不久前,曾有人这样问海淀精防院院长李文秀。

李文秀曾参与精神卫生法的起草工作。这样的提问让她感到,尽管精神卫生法实施已逾三周年,但国人对精神疾病康复的认识尚浅。

早在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以社区为基地的康复”方针,强调社区康复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关专家认为,社区康复不仅更为有效,而且还可能减少忽视和侵犯人权的可能性。

2008年6月,意大利的精神疾病康复模式被引入中国。对于海淀精防院而言,其带来的显著改变是:一些原本封闭式管理的病房逐步转为开放病房。

对此,李文秀解释:“封闭的环境对正常人而言尚且难以忍受,对于精神疾病康复者来说负面影响更甚。”相反,相对开放的环境被认为更有利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

2009年9月1日,海淀精防院与意大利有关方面合作,成立了一个社区居住式康复站,开全国之先河。20名康复者在进行专业评估且取得家属同意后,自愿住进名为“玫瑰园”的别墅中。

李文秀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精神疾病患者进入康复阶段前,必须严格依照国家相关要求,以一套医学指标进行科学评估其病情是否稳定。此外,海淀精防院还有一套康复评估量表,对患者生活能力、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精神疾病患者的风险评估,从轻至重分为0至5级。对于风险评估为3级以上的患者,须启动应急机制,社区、民警、医院联动起来,让其尽快入院治疗；3级以下的患者则可进入康复阶段。

“我们进入社区居住式康复站的患者大部分都在1级以下。”李文秀说。

只需按时服药,“玫瑰园”中的精神疾病康复者们看上去基本与常人无异。他们生活自理,在征得医护人员同意后,可以结伴出门,逛街购物。

一位患者在住进“玫瑰园”的第二天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庭院里散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旷神怡之际,不禁想起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回想在医院的生活,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李文秀形容,精神疾病康复者一度是“被社会阳光遗忘”的一群人。“给点儿阳光,他们就能灿烂。”

精神疾病像是一枚“烙印”

然而,“玫瑰”只在别墅区里盛开了半年时间,就搬去了更远的地方。

尽管康复者们并不常出门,并未给其他业主的正常生活带来实质性影响,但在得知小区中住着一群“精神病人”后,业主们仍以集体拒交水电费、物业费的方式要求康复者们离开。

海淀精防院前任院长王诚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当时的“玫瑰园”未取得合法身份,尽管“申请了很多次”。

“玫瑰园”的曲折经历,并未阻止社区康复前进的脚步。在其之后,一批社区居住式康复站陆续诞生,有的在市区,更多则是在城乡接合部或是村庄中。

如今,对于这些康复站的生存而言,首要的是财务问题。如若建在市区,对患者家属而言显然交通便利许多,但也意味着人员与房租方面的开支会急剧上涨——每个社区居住式康复站,除了要租一套条件尚可的房子之外,都须配备专业的精神科护士全天候照料。

周围人群的接纳度,也是决定社区居住式康复站能否长久坚持下去的一个因素。

据李文秀观察,郊区居民、村民对康复者的接纳度较高——他们可以自然地和康复者共用公共健身器材,甚至和康复者成为每天都“杀几盘”的棋友。康复者们也乐于能为“社区”做点什么,比如义务捡拾白色垃圾等。

2011年,靠近北京西北六环的“牡丹园”刚成立时,任云和同事们花了不少时间向周围人讲解精神疾病社区康复的有关知识,尤其是告诉他们“如何与康复者交往”。不过他说,自己并未遇到太大阻力。如今,这里的康复者们在工厂做着包装一次性筷子的活计,有依靠自己双手赚来的收入,与普通工人同工同酬。

同样,位于市郊的另一个社区居住式康复站“茉莉园”,则已然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护士胡琴(化名)带领着康复者们经营着洗车店、小超市,附近居民常来照顾生意,隔壁渔具店老板的孩子时不时跑过来玩。

不过,在很多人眼中,“精神病”这几个字依旧敏感而沉重。在接受采访时,胡琴请记者务必不要写出“茉莉园”的具体位置,“以免招来麻烦”。

像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一样,精神疾病需要长期服药以控制病情。但它的特殊性又在于:一旦患上精神疾病,便永久地贴上了“荒唐”“疯狂”甚至“危险”的标签。

“就像烙印一样,一辈子都带着。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完整、正常的人。”这是李文秀从业二十余年的感受。

投向患者的异样眼光,甚至也在打量医护人员。正因如此,任云从不轻易告诉他人自己的职业。他的同事也曾在被问及所在单位时,模糊地回答:“卫生口儿的,和心理工作有关。”

社会支持体系有待完善

正是因为社会对精神疾病认识不够且抱有很深的成见,精神疾病患者往往有着强烈的病耻感。这对于他们的康复和管理都相当不利。

2003年,在从事社区管理工作后,李文秀发现:许多患者不愿意在社区建档管理,家属对此也非常抵触。

事实上,精神疾病患者的病耻感,长期以来为精神卫生领域专家学者所关注。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残联副主席王新宪就曾指出,公众对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等认知率低,社会偏见和歧视广泛存在,导致讳疾忌医多,科学就诊少。

“家人感冒了就赶紧去看,甚至有些人得了癌症也敢说出来。但如果家里有精神疾病患者就不说了,有病耻感,觉得这个病受歧视。从某个意义上说,正确对待精神疾病患者,也就是正确对待我们自身”,王新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还指出: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舆论往往不去深究背后综合性的社会矛盾,而将其妖魔化。李文秀对此以为:“很多问题更主要是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造成的。”

有统计数据显示: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率并不高,甚至低于正常人群犯罪率。

显然,这个数据的认可度不高。许多性质恶劣的伤人事件公之于众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又是‘精神病’肇事肇祸了,而且还不用承担法律责任。”李文秀说:“法院判决没出来之前,不能认定是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而且,并不是所有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都不用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让康复者找到“回家”感觉

2013年5月1日,孕育期长达近三十年的精神卫生法实施。作为一部规范精神障碍患者治疗、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和促进精神障碍者康复的法律,精神卫生法规定应建立向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康复服务的社区康复机构。

时至今日,社区康复已经在全国多地推行。相比广东广州“中途宿舍”的集体生活模式,北京海淀心理健康服务协会的社区居住式康复站人数较少,更侧重打造家庭生活模式。“我们认为,这可能更接近正常人生活的状态。”李文秀说。

在精神卫生法实施前,海淀精防院针对全院患者的一次摸底发现,百分之六十以上都可以出院,百分之八十的患者希望能回家。另一方面,医院也动员家属把符合出院条件的康复者接回家。然而,“大部分出不去”,只能滞留在医院——有的康复者父母年事已高,或是回家缺乏照顾,还有的康复者已经找不到家属,甚至还有一些“被遗弃”的患者。

海淀精防院面临的困境,也是全国精神疾病康复领域的一个缩影。通过协会创建的社区居住式康复站由此更加突显其意义——许多原本可能要在医院度过余生的患者,在社区居住式康复站得以感受到“家”的温暖。

“牡丹园”里,记者在一位五十多岁的康复者周记中看道,任云的照料与关心,让她感到这位年轻人“就像是家人一样”。但在熟悉的医护人员之外,陌生的访客常让包括她在内的康复者们感到不自在。一个细节是:他们对外人的镜头颇为反感。

作为一名精神科护士,任云希望:人们能摘掉有色眼镜,像看待糖尿病、高血压患者一样,看待精神疾病康复者。

接受记者采访的这天,在她守护的“牡丹园”里,一名年轻的姑娘闲聊间,笑着提起自己正在看《甄嬛传》；而“茉莉园”中,一名中年男人搬了把椅子坐在小超市门口晒太阳,自顾自地面露笑意。没人知道他笑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阳光确实洒在他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