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杨绛先生：那辑珍贵的信

核心提示：写这篇文的主因，是希望公众知道杨先生有那辑珍贵的信，但愿遗嘱执行人能妥善处理。宋以朗是老派人，他慷慨送掉那批价值连城的信，只为了让杨先生高兴一下，也期望对象能有好的归宿。本打算下月写一封信，问杨先生有没有甚么要帮忙，可惜来不及了……

体裁：随笔 作者：冯睎干

写这篇文的主因，是希望公众知道杨先生有那辑珍贵的信，但愿遗嘱执行人能妥善处理。宋以朗是老派人，他慷慨送掉那批价值连城的信，只为了让杨先生高兴一下，也期望对象能有好的归宿。本打算下月写一封信，问杨先生有没有甚么要帮忙，可惜来不及了……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廿七日下午三点，我准时抵达杨绛先生家门。迎接的是照顾杨先生起居的阿姨。我问要脱鞋否，她笑着说不。入门左转是客厅，第一眼看见的杨先生是个侧影，她正从椅子站起，一抹阳光透过背后的窗，淡然洒在她身上。尽管是首次踏足这个客厅，但一切都似曾相识，大概因为我在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的旧照片中，早见过这客厅无数次了，霎时觉得很超现实，恍如走进一出经典电影。细想起来，我之所以来到杨先生的家，也确实跟一位电影导演有关。

二零一一年，友人宋以朗在上海《东方早报》发表《我的父亲与钱锺书》，谈及他父亲宋淇先生和钱先生的交往，文末表示，愿把家藏的钱先生书信悉数送给杨先生留念，杨先生若想出版，他亦很乐意帮忙整理和作批注。那批信合共一百三十八封，由钱、杨两先生和钱瑗寄出的有六十九封，其余是宋先生书札的复印本。钱、宋两人相识于一九四二年上海，有时宋家开派对，钱、杨、宋、傅雷等三五知己往往秉烛夜谈，可见交情匪浅。钱、宋在信里不但谈文说艺，还互吐名人秘辛，肆意讥评，这样的书信集无疑非常珍贵，但可出版吗？批注又谈何容易。结果送信的事，一搁就是四年。

去年十月，宋以朗突然接到杨先生来信──上一次钱府给宋家寄信，是一九八九年。时间的流逝在杨先生显然跟常人不同，二零一一年刊出的文章，她要四年后才看到。杨先生在信中说，读那篇文章时，“往日情景恍在眼前，心上不免感慨”，得知“以朗贤侄”有意送还书信，“很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再翻翻这些旧信，回味一下老朋友之间的珍贵友情”。信是她亲笔，字迹清楚，只比八十年代写的略为歪斜，风格像她的散文，清如镜明如水。宋以朗同我聊起此事，说要买几个簇新的活页夹，将每封信按时序编好才物归原主，“唔好失礼人”。问他会否到北京一趟，他摇摇头，说速递算了。我不是没想过以送信为名，因利乘便探访杨先生，但想起她素来不喜访客，随即打消念头。

但冥冥中有天意，能遇上或遇不上甚么人，往往不由你做主。十一月初，谭家明导演返港数日，约我到酒店聊天，东拉西扯讲起杨绛，他听见宋以朗想还信，即说：“你何不亲自还信呢？大可把它视为写作project。你廿年前不是写信给她吗？不妨写篇小说，对照二十年间的变化，记下旅途所见，写她见到旧信的反应，不是很有意思吗？”谭导一席话令我如梦初醒。三日后，我向宋以朗自荐送信。他第一反应是摇头：“咪傻啦，咁麻烦！”十秒后问：“你真系想去？”

几年不闻不问，但一决定要去，大家忽然紧张起来：杨先生这么大年纪了，赶得及吗？于是我连忙订机票，宋以朗则回信杨先生，留了我的手机号码。几日后有个从纽约打来的电话，我碰巧没有接，翌日宋以朗告诉我，纽约有人打电话给他，讲英文，想确认我在哪天见杨先生。明明寄信去北京，居然由纽约的人回复？当时心想：国宝果然与别不同。

出发前一日，新闻说北京有通缉犯受不住雾霾，宁愿逃离京城回乡自首。我突然有种慷慨就义的感觉。抵京后第三日才见杨先生，之前两天自由行，那批信怎么办？闻说薄薄三页的钱先生应酬函可卖三十万港元；完整一套真迹书信集，我无法估计价钱，分分钟几千万。我不敢造次，只好贴身携带，信在人在，信亡人亡。但我不知道北京城原来处处要“安检”，安检人员每次见我背囊隆起一大沓文件，总疑虑地盯住我，有时还问是甚么东西，我只能老实说：“信纸。”

杨先生住的南沙沟小区，尽是一排排三层老式楼房，友人说住客多是国务院退休官员，来访者要登记。我进入后一路走到尽头再转左，最后一栋就是杨先生住的，她住顶楼，这角落位置，彷佛象征她就是一个时代的最后存活者。每层两户，三楼左边一户大门朝气勃勃，右边则是荒凉的铜绿色通花铁门。她当然是右边。

我步进那如梦的客厅，终于坐在杨先生身旁，诚惶诚恐将那“几千万”交付她。她微笑着说：“谢谢谢谢谢谢。”第一次听人这样连用六个谢字，语调竟又那么自然。她接过重甸甸的活页夹后，即翻看钱先生一九七九年的第一封信，突然敛起笑容，不再言语，也不见激动，出奇的平静。过了一会儿，我想教她怎样松开活页夹铁夹子，但她没理睬我，只一直紧握着那沓信，彷佛怕我改变主意，要把信拿回去。阿姨过来想把信放好，在她耳边大声说（杨先生的助听器有点失灵）：“奶奶，一会儿才慢慢看好吗？”连说几次，杨先生才终于放开手。半晌转过头来，又继续和颜悦色跟我寒暄。我问：“您打算怎样处理这些信呢？”杨先生想了好几秒，竟答：“你有甚么要求？我可以处理这些信吗？”我当场吓破胆，连忙说：“我没有要求，您当然可以处理这些信！”她默然一分钟，突然说：“我要把它们藏起来！”大家没想到“藏起来”就是她的处理方法，都忍不住笑了。半分钟后她补充一句：“或者出版或者甚么……见机行事。”问她有没有甚么想转告宋以朗，她几乎立即回答：“（送掉这些信）没有钱，谢谢他，谢谢他保养得这么好。”

谈了一小时，我不敢再打扰她，就起身告辞。谈了甚么我不打算在这里公开，写这篇文的主因，是希望公众知道杨先生有那辑珍贵的信，但愿遗嘱执行人能妥善处理。宋以朗是老派人，他慷慨送掉那批价值连城的信，只为了让杨先生高兴一下，也期望对象能有好的归宿。本打算下月写一封信，问杨先生有没有甚么要帮忙，可惜来不及了，而谭导建议的小说我也未写。本文写于2016年5月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