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一条地铁 见证百年京城

核心提示：在两广路虎坊桥路口的西南角，脸谱造型林立的小广场旁，一座青墙红梁的小院独立于周边高楼大厦中。雕梁画栋的大门显得格外肃穆，步入其间更是别有洞天。面积达 2800 平方米的院落里，已形成戏楼、茶楼、酒楼、博物馆“三楼一馆”的独特格局。

湖广会馆：留有名人墨宝的匾额最终竟被劈柴取暖

在两广路虎坊桥路口的西南角，脸谱造型林立的小广场旁，一座青墙红梁的小院独立于周边高楼大厦中。雕梁画栋的大门显得格外肃穆，步入其间更是别有洞天。面积达 2800 平方米的院落里，已形成戏楼、茶楼、酒楼、博物馆“三楼一馆”的独特格局。

您别小看了这座位于南城的院落，当年可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清朝名士徐乾学、岳钟琪、张惟寅、刘权之、王杰、叶继雯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过。会馆本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当年千里进京考试的湖广学子，多聚会于此。这也难怪，这里汇聚了如此多的文坛巨匠。也因为这个缘故，文昌阁就成了会馆中最为神圣的建筑。

文昌阁位于会馆中部，前有1830 年加盖的大戏楼，后有供会议用的宝善堂、供宴饮的楚畹堂和会客的风雨怀人馆。再往里走，便是竹木叠嶂、笼雀啁啾的花廊。文昌阁对面的门廊拐角处还有几幅壁帖。叶名琛、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大学士匾，曾国荃、胡林翼等人的封爵匾，还有刘子庄、黄自元等31 人的状元、榜眼、探花的传胪匾等在此都有记录。据说当年，湖广会馆是文坛聚会的场所，知名文人的墨宝，可以说不计其数。但新中国成立后，湖广会馆因长期被用作民居，结果到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匾额竟然多被居民拿去劈柴取暖了。至今想起，仍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湖广会馆现存匾额中，留下名字最多的要数曾国藩了。这位曾大人率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官封至一等侯爵。可以说，他是同时期湖广地区最为出名的官员。因此，曾国藩对于北京湖广会馆的修缮，责无旁贷。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官至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倡议重修会馆，新增了风雨怀人馆，确定了会馆的整体格局。可能是出于乡情，曾国藩对于湖广会馆有着特殊的感情，就连自己的六十大寿，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后来他回忆说，在湖广会馆 “宛在洞庭云梦”，颇能感受到水乡泽国的万千气象。

大戏楼是湖广会馆最出名的建筑，也是全国现存比较完好的四座会馆戏楼之一。这里的戏楼曾名角荟萃，民国初年，谭鑫培、余叔岩、陈德霖、梅兰芳等京剧大腕都曾在这里演出过，著名花旦田桂凤与谭鑫培还多次在这里合作《乌龙院》《拾玉镯》等大轴。当年能在这里演出的，都是民国年间的顶级大腕。

作为北京市建成开放的第一百座博物馆，由乡贤祠改建的戏曲博物馆内可谓是珍品众多。在博物馆大厅的中间，陈列着一个被玻璃罩保护的深栗色木牌，这便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皇帝赐给陈德霖的进宫腰牌。这在当时绝对是“一哥”的标志，距今已有近120 年的历史，绝对算得上是镇馆之宝。

作为梨园胜地，湖广会馆也是众多名家拜师收徒的地方。

上林仙馆：胡同里隐没的顶级会所

八大胡同从广义上说，指的是前门大栅栏的观音寺以西，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的诸多胡同。具体非要说出八条的话，公认的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但是如今穿行在前门外的陕西巷，只有一些二层小楼以及其上的门楣、楹联还依稀留有曾经的影子。如果您还想寻找些当年的影子，那就要去位于陕西巷北口的上林宾馆了。

上林宾馆，是一座二层的砖石结构小楼。在破旧的胡同中，它规整讲究的建筑格局格外显眼。旁门的门楣上刻有“上林仙馆”四个字，想必就是如今宾馆名称的由来，而当年的上林仙馆绝对是八大胡同的顶级会所。

步入正门，顺木台阶而上，站在二楼即可俯视天井当院。细看便会发现，整个天井呈现出八角的龟壳形状, 这就是传说中的龟房，取长久存财之意。拐角处有一处四人间套房，盛传这是当年赛金花所住的房间, 但并无定论。

虽然房间是否是赛金花所住不能确定，但是她在此驻场却是事实。民国初年，赛金花已经离开上林仙馆去了上海，这里的花魁换成了小凤仙。这时，上林仙馆中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前任云南都督蔡锷将军。蔡将军绝非酒色之徒，他去“逛窑子”实属曲线救国。

昨天还是共和功臣的袁世凯，转脸却成了要登基的“准皇帝”。蔡锷将军想脱离袁世凯的控制，回云南起兵反对复辟。可那时，他已经被袁世凯羁留北京，遭受种种监视。为避袁世凯耳目，蔡将军作韬晦之计。他故意常去八大胡同走动，因此结识了小凤仙。袁世凯看到蔡锷“沉迷女色”，便也对其放松了警惕。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万万没想到，小凤仙与蔡将军要合演一出双簧。

1915 年11 月中旬，也就在袁世凯称帝前夕，小凤仙借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寿的机会，安排蔡锷在房中饮酒。他们把窗纱去掉，拉开窗帘，使监视蔡锷的人可洞观室内，大衣皮帽也挂在衣架上，故意迷惑他们。待到开向天津的火车将要启程，蔡将军不取衣帽，趁乱离开云吉班，直奔不远处的正阳门火车站。此时，仆人把窗帘放下，假作蔡将军与小凤仙就寝之态。蔡锷到火车站后，立即登车前往天津，起初住进日本医院暂避追捕，随后由水路南归。至此，蔡锷龙归沧海，终于在云南举起反袁义旗。随着护国讨袁斗争的胜利发展，小凤仙的“侠妓”名声也传遍了全国。

之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再加上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种种变化使得这里从此衰落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全市224 家妓院全部封闭，集中拘留了424 名老鸨和领家，收容了1286 名妓女。政府安排她们学习劳动技能和文化，有的被治好病的妓女被领回家，有的择偶成婚，有的进工厂做工，都获得了新生。北京的八大胡同走到了历史的终点，上林仙馆也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这里最早被改建为陕西巷第二旅社，后又被承包出去，现在已被改造成现代化的宾馆。即使您不住店，花上五块钱也可入内参观。

报国寺：一座不起眼的小寺如何摇身一变成皇家庙宇？

如今来报国寺的人，十有八九是奔着这儿的古玩市场。的确，在北京收藏界，要说起中国古币、机制币以及外国钱币的收藏，报国寺可是首屈一指，爱好收藏的朋友，确实可以来此一游。可其实这座古寺本身，就堪称珍宝。

宽敞的庭院、恢宏的庙堂、规整的格局，都向人们默默诉说着这座古刹辉煌的过去。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始建于辽代，世称小报国寺。但到了明初已经破败不堪，而到了明成化二年（1466 年）事情却有了转机。宫廷突然从国库拨巨资重修了小报国寺，并赐名慈仁寺。一座不起眼的小庙，摇身一变成了皇家庙宇。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原来明宪宗成化帝的母亲周太后，有一个弟弟叫周吉祥，从小离家，多年没有音讯。周太后也派了不少人去找，可一直没有下落。传说一天夜里，老太后突然梦见弟弟周吉祥在小报国寺中为僧，消瘦憔悴，甚为可怜。梦醒后派人去找，竟然真在小报国寺内发现了周吉祥，姐弟见面后抱头痛哭。周太后希望弟弟还俗，共享荣华富贵，怎奈弟弟已经看破红尘，不肯还俗。无奈之下，周太后让自己的儿子成化帝在小报国寺的旧基上修建了慈仁寺。寺庙建成后，就让弟弟周吉祥当了开山住持。

周太后为了弥补弟弟，多次从内廷赏赐珍玩古董给慈仁寺。寺内光收藏的历代名画，就有一百二十多轴，田产更是达数百顷。慈仁寺的建筑金碧辉煌，规模宏大。内有七层大殿，主殿全部用黄琉璃瓦，彰显出皇家气派。后院的毗卢阁有三十六级台阶，外有回廊，是用以登高远眺的阁楼，《燕都游览志》中记载：“寺后毗卢阁甚高，望卢沟桥行骑，历历可数。”寺中还有一座窑变观音像，也是内府赏赐，存于毗卢阁中，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遗失，至今下落不明。这哪里是佛门清净地，俨然成了一座国舅府。

清朝初年，报国寺的庙会也十分兴盛。据史料记载，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三天，报国寺中最为热闹。老北京的庙会性质，很像现在的超市，基本上日常需要的吃穿用度，都能在庙会上买到。每个庙会，还都有自己的主打项目。像东城的隆福寺庙会，以卖日杂百货而出名；菜市口往西的土地庙庙会，以卖鲜花而出名；而报国寺庙会，则是以卖珍玩古董、古籍善本而出名的“文化庙会”。

这样的庙会，吸引了不少当时的大文人。王士祯《居易录》中记载道：“官都下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不少想求见王士祯的人，到府上屡屡吃闭门羹，但到慈仁寺旁的书摊守着，却总能见到他。人气如此旺的庙会，也客观促进了寺庙香火的旺盛。两者相辅相成，都是愈加兴旺。

俗话说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康熙十八年（1679 年）北京发生大地震，慈仁寺受损严重，后来逐渐衰败下来。书市和古玩市场往东迁往琉璃厂，这样清初北京的文化中心逐渐由慈仁寺转移到了琉璃厂。直到乾隆十九（1754 年），大庙才得以重修，定名为大报国慈仁寺，老百姓也就俗称为报国寺了。

义和团运动时曾在报国寺中设坛，这为古刹带来了灭顶之灾。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用大炮将报国寺炸毁。虽四年后得到重建，但盛况大不如前。

日寇占领北京后，报国寺被占用为军需库。国民党接手后，又将这里作为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的粮库，庙宇遭到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单位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