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校园暴力：七成被告人受不良网络信息影响

核心提示：5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五年间校园暴力犯罪的审理情况，审结的近200件案件中，实施校园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超过六成。甚至在14%的案件中，犯罪主体还对被害人实施了扇耳光、拍裸照等侮辱手段。

猥亵儿童的李振普在法庭上。二中院终审判决其有期徒刑1年。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5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五年间校园暴力犯罪的审理情况，审结的近200件案件中，实施校园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超过六成。甚至在14%的案件中，犯罪主体还对被害人实施了扇耳光、拍裸照等侮辱手段。新京报记者还注意到，近年校园暴力罪案的诱因，呈现出了新的趋势——网络媒体中不良信息的暗示与影响，成为七成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一个新原因。

犯罪时间集中在放学后的食堂、寝室

北京市高院发布的案件统计分析显示，五年间发生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的罪名主要集中于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斗殴罪，三类案件累计占比78%，其余罪名涉及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性犯罪等。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这些案件还有一些共性，如犯罪时间多集中于上学、放学途中或者就餐、军训等非课业时间，犯罪地点主要在校内食堂、厕所、学生宿舍等老师较少在场的地方，以及校外停车场、公园角落等相对僻静隐蔽的场所。

排队、叫外号等琐事成犯罪起因

统计显示，约有70%的案件为共同犯罪案件，而犯罪起因和动机都比较简单。

北京高院现场发布的10起校园暴力犯罪的典型案例，多数都是因为日常琐事而导致，排队打饭、叫外号、丢失手电等，都能成为犯罪起因，占整体案件的28.7%，因“好面子”、逞强好斗引发的犯罪占23%，还有19%是因为敏感多疑等情感纠纷。

七成被告人受不良网络信息影响

随着移动终端、社交媒体的兴起,出现在网络媒体中的一些不良信息，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精神世界造成干扰，也导致很多校园暴力罪案的发生。

北京高院透露，通过调研发现，约有70%的被告人自述，因为受到影视作品、网络游戏、视频中暴力手段的不良暗示或影响，使他们更愿意把暴力当作解决冲突以及达到个人目的的有效方法。

【犯罪主体】

未成年人身心成长期好胜心强

为何简单的日常琐事，会酿成校园暴力犯罪的起因？北京市高院副院长孙力分析，未成年人身心处于成长期，情感易冲动，好胜心强，认为他人行为侵犯“自尊”时，容易作出过激反应，与同学发生摩擦时，往往拉帮结伙约架、逞强斗狠。

“当前一些未成年人面临人际冲突或挫折事件后，不能理性控制情绪，不能通过合理方式反映情况，加之法律意识淡薄，习惯性地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孙力说。

家长斥责或诱发孩子极端行为

孙力认为，家庭环境等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隐性因素也应该予以关注。“单亲、离异重组、过早脱离家庭等监护缺失家庭的未成年人，容易出现偏激、矛盾、易怒等不良情绪，严重者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另一方面，完整的家庭也可能存在溺爱纵容、严厉粗暴、不闻不问、讽刺挖苦等监护失当问题，有的家长面对孩子与同学间的摩擦、矛盾，不能及时调和、引导，反而一味斥责孩子懦弱，甚至怂恿孩子“以暴制暴”，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亲子关系，还可能刺激孩子的自尊心，诱发孩子做出极端行为。

孙力说，在案件调研过程中发现，约有68%的被告人对有关校园暴力的法律法规自称“不是很了解”，还有一些被告人自述，以前就发生过把同学打伤或者被同学打伤的事件，都是父母帮助赔偿了事，没想到这次会被判刑。在走访中，部分教师也反映，当前确有学生认为“未成年人”即便犯罪，也会被宽恕，或者可以由父母“私了”，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他们更容易心存侥幸，不计后果铤而走险。

委曲求全反令加害人变本加厉

近些年来，校园暴力犯罪呈现上升趋势，所实施的扇耳光、泼冷水、拍裸照等侮辱行为，也令人震惊。陷入这样的恶性局面，和被害人的负面反应密切相关，这样反而加剧了犯罪主体的施暴行为。“被害人害怕再次被打，就会默默忍受，委曲求全，其隐忍往往会令加害人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从而频繁遭受暴力侵害。”

孙力说，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被害人向加害人转化，案件统计显示，近10%的案件被告人原本为校园暴力的被害人，他们在遭受侵害后，因缺乏正确的行为指引，未能及时恢复和调整心态，导致在复仇、效仿等心理的支配下实施报复、攻击行为，从而转化为新的加害人。

《校园安全法》需推动制定

如何遏制校园暴力犯罪的发生？孙力建议，在法律层面，需要推动《校园安全法》等专门法律的制定，明确并细化政府、学校、家庭等各方的法律责任，增强制度可操作性。

“对于实施校园暴力的加害人，要探索与相关部门构建联动协作帮教机制，实施必要的追踪辅导，防止重新违法犯罪。”孙力认为，对于受害人，则要积极推进司法社工、心理援助进校园，探索疏解干预机制，为有需要的学生畅通求助渠道，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应对未成年人进行挫折教育

孙力还提出，应当重视未成年人良好心态和人格的塑型，要通过适当的挫折教育，让未成年人学会理智对待和处理生活中的矛盾甚至冲突，要通过日常引导，让他们学会使用非暴力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

此外，还要通过形式多样、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法制宣讲教育，帮助未成年人提高是非分辨能力，学会运用法制思维思考和处理问题。家长、学校在重视未成年人智育、强调传统学科知识的灌输的同时，也要重视对未成年学生人格和心理的积极干预和有效引导。

侮辱强迫同学卖淫16岁少女获刑三年半

在北京市高院发布的10件具有典型性及启示性的案例中，一起强制侮辱妇女罪的被告人是一名16岁的女高中生，也是这10起案件犯罪主体中唯一的女性，她侮辱同学并强迫其卖淫的案例，令人格外震惊。

北京高院副院长、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赵德云介绍，16岁女生赵某伙同他人，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学校宿舍里，对同年级同学张某打耳光、推打、脚踢、跪地磕头、扒掉裤子并拍照行为进行侮辱，并威胁她不许告诉老师，随后，还强迫张某向社会人员卖淫，自己从中获利。张某多次被威胁卖淫后，心理无法承受，将此事告诉老师，就此案发。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赵某的行为已构成强迫卖淫罪，依法应予惩处并数罪并罚。鉴于赵某犯罪时已满16周岁但未满17周岁，尚未成年，且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获得被害人谅解，故从轻处罚。最终以强制侮辱妇女罪、强迫卖淫罪并罚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赵德云分析，本案是一起校园内发生并延伸至校园外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反映出当前一些未成年人无视校规校纪，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自我约束及对他人人格尊严的起码尊重，“家长、学校也未能及时发现未成年人的偏差心理及行为，未能给受害人提供第一时间求救的有效渠道。”

赵德云说，本案也提醒遭受校园欺凌的未成年被害人，遇到问题要及时向家长、老师求助，勇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一味忍气吞声反而会让施暴者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此外也警示其他青少年朋友，结交不良习气的社会人员很可能将自己带入犯罪的深渊。本案被告人赵某不但自己结交校外不良人员，还将被害人强行介绍给不良人员引发犯罪，结果害人害己，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院受理的性侵犯罪案件数量呈增长态势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昨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12起关于侵犯未成年人权益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典型案例。

另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3年至2015年，全国法院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7610件，判处6620人。其中，2015年审结2861件，与2013年1921件相比，增加48.93%，上升幅度明显。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最高法通报的案例中，多起监护人涉嫌殴打、猥亵或强奸未成年子女，经过法院审理判决，撤销了原监护人的监护资格。这样后续又需要做什么工作保障未成年人的安置?

据了解，去年开始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针对七种行为法院可以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撤销资格后，未成年人有其他监护人应当由其他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没有其他监护人的，法院按相关规定指定监护人。

最高法研究室副巡视员马东表示，在实际工作中处理此类案件时，法院一方面要考虑法定监护人的监护资格，还要考虑撤销监护人资格之后孩子的安置问题，“涉及具体案件，法院要跟基层组织、基层部门和可以承担监护人职责的人沟通落实，只有落实下来才能判决。”

此外，马东还表示，审判实践中发现，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猥亵、伤害等案例有一定比例，如果有关部门提起诉讼，法院一般会剥夺行为人的监护资格，同时全社会的观念也需要转变，一旦在生活中发现殴打、虐待未成年人的情况应该及时举报报警，“这并不是家事问题，而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

性侵未成年人凸显“非暴力”

以喂小狗为由将邻家5岁的女童带到自己的出租屋内，再以做按摩为由脱下女童的裤子后，抚摸其下体。昨日，对女童实施侵害的六旬保安李振普，终审以猥亵儿童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

当日二中院发布称，2014年以来，二中院少年庭共审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一、二审案件22件，包括强奸14件、猥亵儿童8件；从收案趋势看，2015年较2014年增长50%。其中，绝大部分案件犯罪手段的暴力性特征并不明显，被告人多采用哄骗、引诱等手段实施犯罪。

“邻居爷爷”猥亵5岁女童终审获刑

昨天上午9点，李振普猥亵案二审在二中院第二法庭开庭，因涉及个人隐私，此案未公开审理。新京报记者在庭外看到，64岁的李振普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一些，头发和胡子都已花白。被带入法庭时，李振普面色凝重，常紧闭双眼。

检方指控，去年11月1日下午，李振普在大兴区黄村镇一出租房内，将5岁的多多（化名）的裤子脱至膝盖处，并对其下体进行抚摸。二中院主审法官昨日介绍，李振普与多多一家是邻居，但双方均不认识彼此，事发时女童的父母均外出打工。

根据受害女童多多证言，当时她正在自家院子里玩，李振普将自家院子的大门打开，喊她进屋玩。自己进了院子后，院子里的小狗玩会儿就进屋了，老爷爷在屋里说要给她按摩。“他把我裤子脱了，他用手摸我。”

一审开庭时，李振普不认罪。其辩护人称，李振普主观恶性小，且系初犯、偶犯，有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意愿，且年老多病，故请求对其判处缓刑。后一审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李振普有期徒刑1年。

“从一审至今，他始终不认罪”，二中院主审法官介绍，一审宣判后，李振普认为自己未对多多实施猥亵行为，不应被认定犯猥亵儿童罪的李振普提起上诉。多多的家人表示，不要任何经济赔偿，恳请法院重判李振普。

上午约10点，二中院经审理后当庭宣判，终审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监护缺失或智残孩童易成性侵目标

二中院主审法官就此案介绍，从证据上看，虽然多多5岁比较小，但对一些行为可以正确描述出来。在对女孩询问时的录像看，女孩的状态很自然，家长作为多多的法定代表人，在旁边，但有提示、插话等，虽然李振普不承认，但不否认俩人曾有过身体接触，只是否认抚摸下体。

而根据二中院的调研，像李振普这样哄骗、引诱等非暴力手段进行的犯罪，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占大多数。

当天二中院发布称，2014年以来，二中院少年庭共审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一、二审案件22件。从涉及罪名看，强奸14件、猥亵儿童8件；从收案趋势看，2015年较2014年增长50%；从犯罪手段看，部分案件出现侵害多人、多次实施侵害情况，绝大部分案件犯罪手段的暴力性特征并不明显，被告人多采用哄骗、引诱等手段实施犯罪，但也有个别案件系直接使用暴力实施。

二中院经调研发现，法院审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主要特点有初中、小学阶段孩子更易遭受侵害；侵害人一定程度上具有实施侵害的便利条件；家庭监护缺失或智残未成年人易成犯罪目标；网络易成犯罪预备工具，廉价宾馆等易成侵害实施场所。此类案件存在发现难、侦破难、定罪难等特点。

二中院分析认为，此类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被告人为满足个人欲望，选择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未成年人作为侵害对象进而实施犯罪。此外，案件背后存在未成年人身心尚不成熟、缺乏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部分家长防范意识不强、对孩子安全教育不到位等特点，部分犯罪分子还利用特殊身份地位或接触未成年人的便利条件，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因此对于防范和教育也需要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