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一书虽小,却表达了一个重大主题,即怎样看待过往百年。书的副标题为“乱世晚清与民国乱象”,我不会反对这样的题目,但并不太愿意将过往百年视为一个简单的“乱”。近代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就是中国能否从传统中走出,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能否接纳、兼容一个工业文明。
百年后回望,已看得很清楚了。中国在经过短暂犹豫徘徊后,义无反顾踏上了工业化道路。1860年开始了中国现代化运动,此后不管遇到怎样挫折,中国人现代化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国人的困惑,不在中国是否应该工业化、现代化,而在中国为什么必须随着工业化而改变自己的政治架构。
确实,从人类已有现代化道路看,不改变政治架构的现代化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架构,更是现代化的保障。英国如此,日本亦然,既有政治架构并不必然是现代化的障碍。
实事求是说,中国原本就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然而为什么英、日能够成功转型,而中国却百年蹉跎呢?道理很浅显,英、日诸国坚持了原有政治架构大框架,但近乎彻底为既有政治框架赋予新内容,既有政治架构不仅没有成为发展障碍,而且成为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没有皇室的英、日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也有这样的机会。1906年开始的宪政改革,就是在模仿英、日重建近代民族国家。改革的目标,就是让国家的“产权”“经营权”分离。大清帝国的皇帝拥有至上权威,是国家的象征,不可剥夺,不可亵渎。但至上的皇帝却不再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一定形式的选举、选拔,将国家日常事务,交给一个“职业经理人”团队去打理。皇上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负责具体事务,只是国家象征,至高无上。而职业经理人团队实行“目标管理”,达标了,或许可以再干一个任期;不达标,任期届满,或者届中就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下课换人。
1906年的改革在有条不紊进行着,两年后,政治强人慈禧太后、光绪帝在不到二十四小时里相继过世。接班团队尽管继承了此前的政治改革路线,但对政治运行的掌控能力实在不足,因而使宪政改革严重受挫。1912年,清帝国终结,表明中国在既有政治架构中调整已完全不可能了,尽管此后几度帝制重建,无不以失败而结束。
帝制,对于中国来说,久已成为往事。中国的未来,不论政治改革如何艰难,但大势仍如孙中山先生一百多年前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当然,逆之者,在现在国际背景下并不必然亡,因为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准提升具有“不可逆性”,总是促使各国政治家迎合选民,不敢举起“王道主义”大旗,率有道伐无道,现实主义、孤立主义,将在很长时间困扰人类,从而使后发国家的国际环境较二十世纪更坏。
但人类历史毕竟有大势可循,就像三千年前必须从诸国纷争走上统一一样,自明代中期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因素持续发酵,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继续提升,中国人对世界中心的向往,对现代性的追求,一定也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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