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国语课本》1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由叶圣陶编写课文,丰子恺手绘插图。是一本适合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初版后印行40余版次
《复兴国语教科书》丛书,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复兴说话教科书》为其中之一。此丛书是当时多家版本教材里发行量最大的,出版后多次重版印刷
日前,语文出版社对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修订已经完成。这次修订中,已有的课文被更换,增加古诗文内容,占比超过30%;另一方面增强了时代感,更加贴近中小学生的现实生活。2001年以来,语文版教材被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辽宁、宁夏、山西、四川、云南、浙江等省份的2000多万学生使用,今年秋天将有400万的中小学入学新生拿到修订的新版语文书。
一本语文教材,承载着一代代文学家、教育家对于语文教学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愿望。小小一本语文教材,有着怎样的发展历史?修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为什么叫“语文”?叶圣陶先生改的名
要说语文教材,就得先从“语文”这门学科说起。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在解放前已是一个常用词了,但作为课程名称的时间较晚。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始于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及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中国文学课”一科,传授的仍是历代古文。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联名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了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的一门主课。
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学院师生编写出一套《蒙学课本》,这是我国自行编写教科书之始。其编辑大意:“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这套教材在“德、智、体”编写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我国传统蒙学教材的形式编写,中西杂糅,这也正是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特点。
1902到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式设科。这里的“中国文学”并非纯文学课,是相对于当时设立的“外国文学”而言的科目。从这时开始,语文教育开始真正走向独立,走向学科科学化的道路。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有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吴曾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等,在编写体例和内容选取上都有不小的突破。
推广白话文时代 编者多为大家
1919年爆发了以“民主”、“科学”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斗争。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文言文不再是教材的正宗,而是变成了文言、白话并列的局面;教材的体系也开始趋于完善,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教材的规模。周作人、蔡元培、胡适、鲁迅、梁启超等人的文章,最受当时国文教材的欢迎;政要人物的文章则与教科书完全绝缘。
民国老课本的编者有一特点,多为当时的文化大家,如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顾颉刚、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陈鹤琴、陆费逵、庄俞等。他们一方面有坚实的旧学根底,深谙传统之道;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能开风气之先。他们之所以愿意俯下身来,不辞辛苦为孩子们编写国文、国语课本,其原因在于小学课本是一个民族的奠基工程。
从《商务国语教科书》课文目录便可看出编写者的意图:入学、敬师、爱同学、课室规则、操场规则、仪容、早起、清洁、应对、孝父母……这些条目,体现了中国上千年来传统启蒙教育的核心:童蒙养正,固本培元。
但老课本并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采用大量儿童日常生活的小场景来达到教育目的。如“亲恩”一课,画面中是一只老燕子叼着虫子,正飞向树丫间一窝嗷嗷待哺的小燕子。“敬老”一课的插图是一个小学生捡起一位老人被风吹落在地上的帽子,双手奉还给老人。“好学”一课课文为:“李敬文,年六岁,时向其姐问字,渐通字义。”插图中有一几,几上摊一册书,姐弟二人一坐一立,姐正向弟弟讲解。“睦邻”一课课文为:“母在厨房,制糕已成,命儿捧糕,送往邻家。”画中母亲倚门而立,一儿手捧一盆糕走出家门,转头回望其母,母似做叮咛状。这些充满了生活气息的课文,配上生动朴素的插图,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
小学语文课不等于常识课,更不等于今天的“思想品德课”。《开明国语课本》的编者叶圣陶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开明老课本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课文想象奇异,读来妙趣横生。从文体上看既像童话,又是实用文。儿童从中可以学到如何写信,还有卫生健康常识,堪称一举多得。
第71课《小猫要过河》:“小猫要过河,不会游水,他向鹅借船,鹅说,我没有船。小猫说,你的身体不像船吗?你的脚不像两把桨吗?鹅笑着说,请你就上船吧。”故事中小猫的聪明伶俐、鹅的雍容大度,跃然纸上。
像这样充满奇思异想的课文比比皆是。如第93课《蚂蚁上天》:“一只蜻蜓,睡在草地上,许多小蚂蚁看见了,爬在蜻蜓的身上,想把他搬进洞里去,蜻蜓醒来,飞到天空里,许多小蚂蚁,也带到天空里去了。”书页右下角画着一只大蜻蜓,身上爬着许多小蚂蚁;左上角是一方天空,一只大蜻蜓正飞在空中,两个翅膀上密密麻麻地驮着许多小蚂蚁。文与画,给人无限遐想。这些课文配上同样清新隽永的插图,在孩子们眼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1912年至1949年,短短37年间,全国各书坊仍共计编印出版了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从内容上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只读四书五经的局限,同时又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形成一派百花竞艳、百舸争流的格局。
闭关编写教材 类型越来越宽
随着1978年教学大纲的出台,语文教育逐渐回归正轨,大纲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并分别为初、高中制定了不同的读写目标。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语文教材有1978年出版并分别于1982、1987年进行两次修订的人教社“合编本”语文教材。
“文革”结束后,空了十年的人教社紧急从全国调来了多名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下放的知识分子,不但能拖家带口,还给解决北京户口。重新组建的人教社,头一年即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对业务已然生疏的编选者面对的是精神家园同样荒废十年、年龄大小不等的中学生们。邓小平亲自下达指示,“合格的学生,合格的老师,中等偏上水平,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文革之前被弃之不用的叶圣陶主编的教材重新启用,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
1991年语文课本再次修订,是80后上中学前最后一次。此后十年教材没有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进入新世纪,人教社已从中南海对门搬到了中关村,周围高校林立。虽然“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是编辑课本的核心标准,但编辑们已经开始着重考虑文质兼美,酝酿部分删除内容的逐步恢复。
原来,考虑到有些内容不适合在课堂上讲,入选课本的文章都经过了一定的删改。比如《荷塘月色》中雪藏多年的“如出浴的美人”这一句,重新回到了文章当中。时代在变,当年的禁忌已经成为常识。能够选入课本的文章类型也越来越宽。90后的课本里已经能看到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有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2004年新课改之后,各地陆续开始编撰更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特色的语文教材,目前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版本大概有:人教版 、语文版、湘教版 、长春版、苏教版 、教科版、冀教版、西师大版、沪教版 、鲁教版、北师大版 、浙教版等十几种,北京地区使用的教材主要是人教版、苏教版、语文版和北师大版。对于九零后的学生们来说,关于课本的“集体记忆”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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