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杨绛先生学翻译的技巧

核心提示：“胡语尽倒”的“倒”，并不指全文语言颠倒。汉语和西方语言同样是从第一句开始，一句接一句，一段接一段，直到结尾；不同主要在句子内部的结构。西方语言多复句，可以很长；汉文多单句，往往很短。

我对自己的翻译，总觉未臻完善。所以我翻译的作品虽然不多，失败的经验却不少。由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就是从经验中摸索怎样可以更臻完善。

一切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无非把原作换一种文字，照模照样地表达。原文说什么，译文就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这是翻译家一致承认的。至于如何贯穿这个指导思想，却没有现成的规律；具体问题只能个别解决。因此谈翻译离不开实例。可是原作的语种不同，不免限止了对这个问题的共同认识；而实例又东鳞西爪，很难组织成为系统。我试图不引原文而用半成品为例，并尽量把问题组成系统。

谈失败的经验，不免强调翻译的困难。至少，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　己的解释或擅用　自　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地表达更难。

我的经验只限于把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原著译成汉语。西方语法和汉语语法大不相同。如果把欧洲同一语系的语言从这一种译成那一种，就是堂吉诃德所谓“好比誊录或抄写”；如要翻成汉语就不那么现成了。略有经验的译者都会感到西方语言和汉语行文顺逆不同，晋代释道安翻译佛经时所谓“胡语尽倒”。要把西方语文翻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头才颠倒得过来。我仿照现在常用的“难度”、“甜度”等说法，试用个“翻译度”的辞儿来解释问题。同一语系之间的“翻译度”不大，移过点儿就到家了，恰是名副其实的“迻译”。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度”很大。如果“翻译度”不足，文句就仿佛翻跟头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或是两脚朝天，或是蹩了脚、拐了腿，站不平稳。

翻跟头只是比喻。而且翻跟头是个快动作——翻译也是快动作：读懂原文，想一想，就翻出来。要讲明怎么翻，得用实际的语言，从慢镜头下一一解释。

“胡语尽倒”的“倒”，并不指全文语言颠倒。汉语和西方语言同样是从第一句开始，一句接一句，一段接一段，直到结尾；不同主要在句子内部的结构。西方语言多复句，可以很长；汉文多单句，往往很短。即使原文是简短的单句，译文也不能死挨着原文一字字的次序来翻，这已是常识了。所以翻译得把原文的句子作为单位，一句挨一句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