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人加班时间远超欧美,住办公室成生活一部分

核心提示：上海风险投资公司戈壁创投的合伙人徐晨说，对于许多年轻的技术员工来说，完全没有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就是生活。

资料图：这是位于上海莘庄工业园的专注于小微企业孵化的科技创业苗圃。新华社记者 裴鑫摄

参考消息网9月5日报道外媒称，在中国，长时间工作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什么行业。据北京师范大学一名研究人员估计，中国人每年平均工作2000到2200个小时——远远高于美国人（每年1790个小时）、荷兰人（1419个小时）、德国人（1371个小时）甚至是日本人（1719个小时），这些数字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8月26日报道，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对此感到满意。在这个夏天非常受欢迎的一段视频中，上海一支业余乐队为“加班狗”们献上了一首半开玩笑的歌《感觉身体被掏空》。

报道称，中国残酷的工作时长已变得非常令人担忧，实际上，政府已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官方的《中国日报》在2012年发表一篇社论，称“过劳死”在中国已成为事实，劳动法没有充分地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2014年一份关于中国工作时长的报告表示，中国的职场文化甚至会阻碍其成为国际引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在发表这一报告的大会上说：“缩短工作时间除了会有利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之外，还有利于促进就业数量的扩大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有利于激励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再投资，而且闲暇时间的增加会潜在地促进创新的发生。”

成本和速度的竞争

不过，中国的初创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域的企业，不仅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还让员工更长时间地工作。这些公司不仅提供夜宵，据称，白山云科技等公司甚至还为员工提供简易床，便于员工在白天小憩，或者加班太晚时在公司过夜。许多初创企业从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那里得到启示，阿里巴巴在年终大促的准备阶段员工会在公司地上扎帐篷；华为在其初创阶段以其所谓的“褥子文化”而闻名，工程师会在桌子底上放一个铺盖卷儿，以便在加班到太晚时使用。

报道称，尽管担心中国经济放缓，但是大量风险资本仍涌入中国——2015年达到创纪录的370亿美元，据彭博社称，较前一年翻了一番，这使得科技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

小米的投资者启明创投的共同创始人加里·里谢尔说，中国初创公司的职场文化甚至比硅谷还要苛刻。

他说，原因之一是，对许多中国的初创企业来说，他们的商业模式不是基于独特的想法，而是源于其他地方，不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初创企业，就是美国企业。这使得他们只有两个竞争渠道——成本和速度。“当你以低成本和速度参与竞争时，就只剩一种文化能够取得成功了，那就是全天候文化”。

上海风险投资公司戈壁创投的合伙人徐晨说，对于许多年轻的技术员工来说，完全没有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就是生活。许多人移居到没有亲人和朋友的城市，所以，他们宁愿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赚点加班费，或者利用工作餐时间与同事交往。有些初创企业会提供快速网络、视频游戏和免费餐饮等福利。

徐晨说：“他们休息的时候可以打会儿游戏，或者跟其他人聊会儿天。回到家后，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玩游戏看片儿。”

“这不是工作，这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们不想回家，他们只想待在那儿。”

信任问题

报道称，住在办公室显然有不利的一面。比如，工作效率。里谢尔说，许多中国的初创企业往往有增加在办公室露面时间的趋势——待到很晚只是为了让人看到他待到很晚，就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日本企业面临的情况。他问道：“真的有必要在办公室待那么长时间吗？日复一日的？中国社会缺乏信任，所以，如果没看到你，那么，你在干什么呢？”

报道称，疲劳是另一个问题。当他们被剥夺了睡眠，初创企业的员工们还能高效率地工作吗？这会对初创企业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创新产生什么影响呢？（编译/许燕红）

地铁“末班族”众生相：有人加班晚归 有人开始上岗

图为受访者邵彬。吕春荣 摄

中新网北京8月10日电(吕春荣)把鞋一脱，顺势卧在那一张摇晃的“床”上，然后闭目养神，临近午夜，在北京地铁6号线末班车上，许多夜归人正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回的家。在这趟车上，乘客寥寥无几，每节车厢里多则几十人，少则只有几人。

在北京地铁的“末班乘客”中，有的是加班族，有的是过着双城生活的IT男，有的是公交司机，还有一些形形色色的人。虽然他们职业不同，终点不尽相同，但脸上的疲惫感都相同。

“准时”的建筑设计师：坚持坐了两年多的末班车

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几乎每晚23点20分，北京地铁6号线末班的常客、建筑设计师邵彬都会准时出现在花园桥地铁站，然后搭乘最后一班地铁去往草房。

凌晨12点左右，是邵彬抵达终点站草房站的时间，也是最让邵彬心情舒缓的时刻，一到站，没有过多停留，他便会奔回他和妻子两人搭起的“小窝”去。只作一番简单的洗漱，不去打扰已入睡的妻子，邵彬都准时在凌晨12点半睡觉。

邵彬对于时间特别在意，工作地点在海淀区苏州桥附近，地铁站点在花园桥，生活在20多公里之外的草房，倒车的时间、赶末班车的时间、回家的时间，他都了然于胸。在邵彬看来，准时坐上地铁很重要，否则就会徒增时间及金钱成本。

邵彬无奈地说，“我们干建筑设计这行，每天都要加班到这个点。说实在的，生活早没了。确实也感觉到累，但这样的生活也过了两年多了，也早习惯了。每天一累，回家便倒头就睡，而一睡醒了，精神状态又好了。”

虽然生活很累，但“累”完后的代价并不低，邵彬当前的月薪在两万以上，是很多人理想的薪资。邵彬直言不讳地说，当前他和妻子在燕郊买了一套房子，房贷压力不小，此外，他们的孩子已经三岁了，当前放在老家那边给父母照顾，将来也有不小的育儿压力。为此，自己和妻子都很努力地工作，“这也是我坚持的动力。”邵彬说。

“奔波”的IT男：执着地过着双城生活

不同于邵彬夫妻两在北京安家，同乘末班地铁的赵力则选择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工作。赵力从事的是IT行业，由于需要跟不同的项目，他的工作半径很大，在外地出差是常态，因此，赵力的妻子在老家济南生活。为此，工作时间外，他每个周末都会坚持回老家，和家里人一起过周末。

赵力的生活时间也算规律，平时在北京工作，每周五他就会赶回济南过周末，和家人团聚。在赵力眼中，和家人吃饭，陪6岁的孩子玩，这是回家的一大乐事。而为了多在家待会，赵力往往会选择较晚回京的动车，并且安排计划，赶上最末一两班的地铁。

在赵力看来，虽然这样来回奔波很累，但这样的生活还是让他感到幸福而又充实。“济南离北京并不远，我的工作时间也比较有弹性，因此总会找机会回家多呆几天陪陪家人，我们很多同事也都是这样的，一有时间就回老家，然后再赶回北京。”

“虽然回北京都很晚了，明天还需要工作，但回趟家等于充一回电，如此生活，还是很满足的。”赵力说。

“沉默”的公交司机：自己也成了乘客

上班的时候，是司机，回家的时候，是乘客，开晚班公交车的刘力一个月总有四五次要搭末班车。

在末班地铁里，刘力的穿着与众不同，一件长袖的蓝色制服显得格外起眼。

和其他乘客一样，偶尔选择翻翻手机，看看站点，然后闭上眼睛养神，这也是刘力的放松方式。不同的是，在刘力身边还放着一个盛有茶水的水壶，他时常会摆弄摆弄，不时还会猛喝一口。

刘力的家在北京朝阳东边的褡裢坡，从单位坐地铁回家，大概要花40多分钟，而这段期间是他一天中最清净的时刻。

刘力说，“说实在的，回到家要操心家里的大小事务，上班也很累，每天要和那么多乘客说话，而这会就想安静安静，不说话。”

“刚上班”的地铁维修工：这里有很多老面孔

除了夜归人外，在末班地铁上，也有一些人则是“刚上班”，地铁维修员李铁师傅就是其中一位。

每天，当许多人拖着疲惫搭乘最末一班地铁准备回家，同乘一班地铁的李铁则精神饱满，准备到岗上班。李铁师傅是60后，50多岁的他当了30多年的地铁维修工，每天当地铁停止运行，他总要和同事一起检查地铁使用情况。

李铁的地铁维修工作从晚上12点到凌晨2点半，看似工作时间很短，但工作量大，责任也重，他们需要很耐心地为地铁“检查身体”，每个小细节都马虎不得。

在李铁看来，在末班地铁上，有很多都是一些上班族，也多是老面孔，大家大体都比较疲惫。但有时也会有些新面孔加入，有很好玩的，有很古怪的，也有很奇特的，在这里，各种趣事都会有。

记者手记：地铁上也有一种“无声”的生活

18条线，几百站地铁，当前，北京地铁日均客流量常态化地进入千万人次大关，在今年3月，最高客流量更突破1200万人次。在如此庞大数字背后，纪录着的是每一个在城市奔波者的足迹。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记者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诸如上班族、加班族，游客等，玩手机、打瞌睡，他们平静的状态也在告诉外人“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已很疲惫了，请勿打扰”。采访期间，最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当一群大学生在末班地铁上载歌载舞时，乘客们还是出奇的平静，没有人过度地去关注，他们还是沉浸在自己“无声”的世界里。

正如有乘客告诉记者，在这里，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的他，就想好好休息，其他什么都不想。“请安静一些，让我好好休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英媒：“加班狗”之歌走红中国网络 唱出白领心声

《感觉身体被掏空》的表演者戴着代表“加班狗”的狗耳朵

英媒称，经过近40年的经济现代化发展，中国出现了新的白领阶层，他们与西方白领有着同样的抱负和职业道德。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7月29日报道，但中国的白领们——其工作时间几乎全球最长——同样也承受着工作的负面压力——加班和气人的老板。

报道称，现在，“加班狗”们用一首广为流行的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发出了他们的呐喊。

这首欢快的歌曲唱出了对“工作生活平衡”这一梦想的渴望，令工作在高楼大厦中的广大白领产生了共鸣。

这首歌曲中“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戴了两年半”等歌词被许多中国人视为现代办公室生活的写照。

歌里还提到了一位叫大卫的可恶老板，他与里基·热尔韦导演的电视剧《办公室》中的老板戴维·布伦特惊人地相似。

在视频中，表演者们戴着毛茸茸的狗耳朵，代表“加班狗”。

报道称，北京师范大学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间是2000小时至2200小时。英国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间比中国劳动者少25%左右，不过多于北欧国家劳动者。

除了工作时间长、周末和晚上加班外，白领们通常每年只有两周假期以及国家法定假期。

这首歌的表演者彩虹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有40多名成员，大多是学生和白领。

微博上的许多网友称他们对歌词感同身受。一名网友写道：“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一直又哭又笑，这与我的经历太像了。”另一名网友说：“这就是我最近在工作中的感受。”

【 此内容为优化阅读，进入原网站查看全文。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8610-8786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