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我不可以来改变文学

核心提示：“因为某个特别的语境，这个它或那个它会突然在你面前闪现一下。哇！好漂亮啊！　但我那会儿可能正在琢磨别的事情，所以对它就不是特别留恋，也不去观望它的背影。它像受到冷落一样走了。”

“这4个月，我写了3篇东西：获奖感言、图画书《雨露麻》、《蜻蜓眼》的序。”曹文轩说的这4个月，是指从4月4日国际安徒生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宣布，到8月20日该奖在新西兰奥克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第35届大会上颁发。“安奖”已历60载，曹文轩是首位折桂的中国作家。

源于对文汇报特别的喜爱和信任，他把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交给了文汇App首发；《雨露麻》还未出版，但他将在本文中与您分享；《蜻蜓眼》发行前后，他两度接受文汇报专访。

去年9月15日初稿，今年3月11日定稿，《人民文学》　第6期首发，7月1日单行本推出，《蜻蜓眼》诞生于曹文轩获得“安奖”之前，面世于获奖之后。新书封面上，“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获奖后首部长篇力作”一行字赫然在目。乘着“安奖”东风，《蜻蜓眼》销售量直线飙升，目前已突破20万册。

读者发现，曹文轩笔下的故事，这次又换了新地方———

珍藏故事

曹文轩早期的长篇，如《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根鸟》　……从苏北故乡的河塘里一一打捞，带着湿漉漉的水气;去年的《火印》，突然刮来张北草原的粗犷气息;《蜻蜓眼》竟又将视线越过重洋，投向法国马赛———在那里，中国丝绸商之子杜梅溪偶遇法国女子奥莎妮，两人情定终身。二战期间，杜梅溪、奥莎妮夫妇带着四个儿女回到上海定居，渐渐融入中国生活，但她的异国血统，却在特殊年月中给家庭带来了灾难……

虽说这些故事换了新地方，但终究只归属于这座村庄或那座城市，而曹文轩正在酝酿中的留守儿童题材的长篇，则要把故事发生的“点”拉成“线”。爸爸妈妈在远方的大城市打工，留在老家的男孩带着妹妹，还带着他家的一只羊和一只鹅，一路去寻找失散的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奶奶，故事便像豆荚一般，挂在路旁。

“这20年来，您的创作是分阶段的么?水乡的故事写得差不多了吗?所以，开始写别的地方了?”记者的猜测被曹文轩果断否了。他说:“不分阶段，我从来只写熟悉的故事。”

张北草原，是他熟悉的地方，那里的沟沟梁梁，他都叫得出名字;上海，他小时候曾在那里住过很长时间，此后几十年也常去，小洋楼里的腔调和石库门里的市井，像电影胶片一样移过眼前。

“蜻蜓眼”的故事，便是那斑驳胶片上最为珍贵的一节。30多年前，曹文轩在某次文学讲座之后的饭局上，邂逅《蜻蜓眼》　中小孙女阿梅的原型———一位长相特别的女士。曹文轩问，“你们家谁是洋人?”女士笑而不答。饭后的闲聊中，曹文轩与女士建立了信任，女士告诉他:“我奶奶是法国人。”女士家族的故事，如涓涓细流，流入曹文轩创作的蓄水池。他在《蜻蜓眼》序中写道:“一接触到它时，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宝贵，‘价值连城’四字就在心头轰然作响。”

但曹文轩并不急于将它推至笔端，他喜欢珍藏故事。岁月的阳光，经验的风雨，知识的甘露，无声地照拂它，滋养它。它像树一样生长，枝繁叶茂，直至浓荫匝地。终于有一天，这棵树不再是树，而是从植物变成了动物，任何栅栏都不能阻拦它了。它冲将出来，成了《蜻蜓眼》。

30多年前存储的好故事，曹文轩手里至少还有10个。“它们的面孔不是非常清晰，不像在阳光下，更像在月光下。”曹文轩说，“因为某个特别的语境，这个它或那个它会突然在你面前闪现一下。哇！好漂亮啊！　但我那会儿可能正在琢磨别的事情，所以对它就不是特别留恋，也不去观望它的背影。它像受到冷落一样走了。”

这是迟钝吗?　不是。正是不刻意追逐、沉溺，才能全身放松、心窍洞开、天然敏感。拿时间的恩泽来灌溉故事之树，他只消稍稍一抬头，便知道它又爆出哪些新芽，抽出哪些新枝。

这些树，最初也许只是一粒种子。它混杂在石子儿和草籽中间，曹文轩能用毒辣的眼睛一下子把它挑拣出来。前些天，随作家代表团赴南海采风，曹文轩对刘亮程说:“亮程啊，我经常从你的散文中寻找灵感。”刘亮程问:“此话怎讲?”曹文轩答:“比如，我读过你的一句，‘风吹着吹着就累了’，当时就记住了。几年以后，写图画书，我把你这句话变成了一本书，《风吹到乌镇时累了》。”

把一句话变成一本书，《火印》　也是如此。萧红短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中的那句“一抬头看见两匹大马和一匹小白马从西边跑来……他想要把它们拦住而抓住它，当他一伸手，他就把手缩回来，他看见马身上盖着的圆的日本军营里的火印”，牵出了曹文轩的灵感。于是便有了日军侵华战争背景下，一匹叫雪儿的马和它的主人坡娃之间的壮阔故事。

曹文轩说:“我有个很好的本领，在我眼前划过的有价值的东西，我能一把抓住。先把你‘关’起来，你就不要走了，但我不会立即把你变成作品。”

记者问:“您是不是还有一个很好的本领。我记得您说过，小学同学聚会，他们对小时候的很多故事都没有印象了，但您却记得很清楚。”

“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而是因为有了知识的亮光，亮光照亮了那些故事。不是我记忆力好，而是我发现了过去。在非常深邃的来路上，有忽闪忽闪的信号，我能接收到，他们接收不到。我并没有去驾驭自己的发现能力，而是那个能力自己在回头看。”

曹文轩轻轻拨动的只是手边这根弦儿，他知道遥远的记忆里，还有一根同频的弦儿会自动震颤，两弦共鸣。

这共鸣的两弦，当然是指隔着时空的两件事。但，是不是也可以指轻轻唱和的两代人?当他把感动他的生离死别、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孤独中的理解、亲情、友情、爱情……一一投进孩子们心湖，圈圈涟漪泛起。

“炮手”

捕捉有用信息的能力和接收幽微信号的能力，固然是一种禀赋，但也与独特的阅读经历有关。“上小学时，没合适的书看，我就读鲁迅;上大学时，很多书不能看，我就读马恩。”在那个图书极度匮乏的年代，“饥渴”的曹文轩拿到书就“啃”。

读过《草房子》的人都知道，书里的油麻地小学校长叫桑乔，他的儿子叫桑桑。桑桑的原型就是曹文轩。尽管是乡村小学，但总还有一些上头拨下来的书籍，当校长的父亲偶尔也买书。让曹文轩印象最深的，是鲁迅的一套单行本，包括《野草》《彷徨》《呐喊》《故事新编》……这显然超出了一个小孩子的领悟能力，他一遍看不懂，就看两遍三遍。

1974年，曹文轩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师生们用小推车，把学校老图书馆的书往新图书馆搬。“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书！”他被深深震撼，但同时又感到纳闷和遗憾，这么多书都被封存起来了，是不让看的。他和同学们来到大兴天堂河开荒种地，宿营地居然搭起一座军用帐篷，里面放几排书架，摆上那个年代能看的书:马克思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　《自然辩证法》　《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　《哲学笔记》　……既然没别的书看，那就看它们吧。看着看着，居然看进去了。从那会儿起，曹文轩的哲学阅读延续了15年之久。

曹文轩说:“我的文学之所以走到今天，与鲁迅有关，与15年的哲学阅读有关。”

与鲁迅、与哲学的关联，曹文轩在文学作品中埋得很巧妙。比如《草房子》几乎通篇在讲“转折”:秃鹤从被人捉弄到获得尊严，杜小康从“富二代”变成读不起书的孩子，细马本想离开油麻地却又回来了，死守着那块地的秦大奶奶后来主动把地交出来了……他为这些“转折”设置了颇让人信服的内在逻辑。在绘本文本的创作中，他有意无意植入哲学命题，比如《远方》讲的是“人生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羽毛》追问的是“我是谁”，《我不想做一只小老鼠》探讨的是大自然的相克相生以及每个物种在其中的角色和使命。

曹文轩外型温文尔雅，小说风格润物细无声，但当他阐述儿童文学理念时，却像一个炮手，从“炮弹”的火光和烟幕中，能看到鲁迅和哲学的影子。曹文轩认为，“文革”之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可以从一个又一个会议中寻见轨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初，会议的主办方通常会“利用”曹文轩的血气方刚，安排他做个发言，相当于去扔一颗“炮弹”。

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曹文轩提出“儿童文学作品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他进一步阐明，这种“塑造”是“重塑”，只有“重塑”，国家和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不久，他又从“国家和民族”扩及“人类”，指出“儿童文学将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在那个顺从的、姓资姓社泾渭分明的年代，曹文轩的“重塑”说和“人类”视角可谓对传统的挑战。80年代末，他喊出“儿童文学是文学”，颠覆了当时“儿童文学是教育”的普遍认识。1986年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庐山会议之后，曹文轩主编了新潮儿童文学丛书，他在总序中旗帜鲜明地主张，儿童文学要“从艺术的歧路回归艺术的正道”，要“尊重艺术个性”，要“变法”，新的美学原则在儿童文学领域崛起。90年代初，他攻破了传统意义上儿童文学难以涉足的禁区，比如爱情、死亡甚至适度的性，开辟“成长小说”这一新天地，并系统阐述了“成长小说”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新世纪以来，他多次抛出让一些同行不以为然的观点，即“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水准”，并固执甚至傲慢地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固守“道义、审美、悲悯情怀”三重维度。

“这个标准其实从　《诗经》　《楚辞》　就延续下来了，一直没变，我不可以来改变文学，我只能沿着先人的路去走。”所以他的作品里嗅不出“先锋”和“实验”的气味，没有花花绿绿的招揽，只是很虔诚地、规规矩矩讲着故事。此次“安奖”，评委们高度一致地把票投给了曹文轩，他证明了自己。当然，还会有人说“这证明不了什么”，那曹文轩想反问一句，“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证明吗?”

非典型

这种证明带有双重性，不仅是对他观点的证明，也是对他创作的证明，因为曹文轩本身就是双重的，既在儿童文学理论上有所建树，同时也是一个实践者。“我这个人肯定是和中国儿童文学史有密切关系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底气足足的。今天，关于他的作品，读者已越来越熟悉，本文不必再去加炭添薪，而更想去寻访他的“来路”。

曹文轩的“引路人”有两个:读书得间，是鲁迅;从耳提面命的角度，是“非著名”作家李有干，今年86岁。

1974年进入北大读书之前，曹文轩在家乡盐城面朝黄土背朝天，同时又惦记着“诗和远方”，他是县文化馆馆员李有干对口辅导的农村业余作者。李老师偏爱儿童文学，这便决定了曹文轩最初的创作方向。曹文轩的处女作是　《小白鸽遇险记》，讲的是一个小男孩捡到一只受伤的小白鸽，从鸽子的脚环可以判断，它是只军鸽，男孩给小白鸽精心治疗，让它重新飞回蓝天，这个故事契合了军民一家亲的时代主题。

当曹文轩从故乡的芦苇荡来到首都北京，当他看到更宽广的世界，读到更丰富的书籍，当他走上大学讲台，侃侃而谈各种文学流派……这一切并没有把儿童文学推远，他对它反倒有了更多的认同和亲近。“准确说，并不是我选择了儿童文学，而是我选择了儿童视角。”一旦他从这个视角看待世界，世界就是他喜欢的样子，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双重满足，令他笔意流畅、身心愉悦。

曹文轩是个推崇经典的人，可当他用儿童视角投向真实世界，他的作品又似乎“不太像”儿童作品，拿他自己的话说，“发在成人文学杂志上，就是成人文学;发在儿童文学杂志上，就是儿童文学。”很多人原来概念里的儿童文学，或许是《夏洛的网》，或许是《时代广场的蟋蟀》。曹文轩的作品和它们显然不同，是

“非典型”的。“但儿童文学一定得写小猪、小蟋蟀、小猫、小狗、小兔吗?”曹文轩是自信的，他不随波逐流。

他说:“在创作上，我用两种方式做事。”

一是开创———当周围的人还没开始的时候，他先来做，比如，写图画书，一本接一本，一发而不可收。获得“安奖”之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图画书《雨露麻》———布店老板年轻时想当画家，他把未完成的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女儿极有天赋，越画越好，一看就是未来大画家。某天，爸爸对女儿说，“你可以画自画像了。”便带着女儿去美术用品商店选购画布。一连走了好几家，都没买到合适的。最后来到一家，售货员说，这里有块雨露麻。女孩笑了，因为她的名字就叫雨露。售货员告诉父女俩，这块雨露麻是西窗先生订的，今天本是他取布的日子，可惜他前天去世了。就这样，本属于著名画家西窗先生的上好画布雨露麻，铺陈到了女孩雨露的画笔之下。女孩画得特别好，妈妈说:“跟雨露长得一模一样。”爸爸说:“比雨露更好看。”谁知，自画像竟在一夜间化作流动的油彩。女孩给油彩覆上新色，再画一幅，但再美的画也留不到第二天。女孩对雨露麻不离不弃，天天在上面精心作画，画完便拿爸爸布店的零布盖上，不去琢磨它为什么总是变成流动的油彩。爸爸对画布恨恨地说:“我知道你瞧不上我闺女，你心里只有西窗先生。”妈妈趁女儿不注意，把雨露麻扔了出去……究竟要经历怎样的相守，雨露麻才能与雨露心意相通，把她最美的容颜留在自己身上呢?

二是收尾———别人做了很久很久了，比如幻想文学，他一看，“路子不对啊，只有幻想、没有文学”。干脆自己来，写了《大王书》，让幻想在文学的框架内完成。

曹文轩接下来要做的事，说不好到底是“开创”呢还是“收尾”———在创作者对短篇小说普遍轻视时，他想反其道而行之，在此间发力，连续推出十来个短篇。在他看来，短篇相比于长篇，“更加精致，容不得半点注水”，也更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他没有理由轻视它们。那么好，我们什么时候能等来您的这些短篇呢?“安奖”已把读者的胃口吊起，光有《蜻蜓眼》和《雨露麻》似乎填不饱。

把心打开

随“安奖”一齐带给曹文轩的，有赞誉，有期待，也有质疑。最集中的质疑莫过于认为他的女性观很落后，理由是他作品中的女孩子很多都脸色苍白，声音细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曹文轩对读者以新的“理路”来解读文学作品的做法是认同的，但对他们的结论无法认同。“《草房子》里的女教师温幼菊，启发桑桑一步步成长，《细米》里的女知青梅纹，让细米变成了坚强的小男子汉，这难道不是女人在引领男人吗?　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喜欢的女孩子一笑起来很好看，说话很轻柔，这难道就证明我是男权主义吗?”

他前些日子和瑞典新闻界的朋友交流。“在瑞典，女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当他们得知我的书受到这样的质疑，都觉得难以理解。”朋友用三个例子来支持曹文轩:一是《青铜葵花》里，坚强的葵花不仅守护着哥哥，还勇敢地去江南捡银杏，赚钱给奶奶治病。二是葵花的奶奶多么坚韧，是全家人的精神脊梁，一说到这位奶奶，瑞典人幽了一默，问，“奶奶是女的吗?”三是《火印》中的那匹忠诚而坚毅的母马雪儿，瑞典人的解读是，“也许曹先生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我们看出来了，您是把它作为女性形象来描写的。”

另有一些质疑文章，似把过多的责任强加给了曹文轩:比如，有人认为《草房子》里，秦大奶奶的房子是私产，曹文轩应该为她撑腰;还有，有人认为文中一提到农村妇女，应该连名带姓以示尊重，而不该以“谁谁的娘”、“谁谁家的”来代替。但曹文轩毕竟写的是几十年前农村的历史，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写作中，他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至于今天对历史真实的价值观评判，留给社会学家等研究者来做，是不是更合适呢?

曹文轩不回避各种质疑，他愿意和读者朋友进行学术上的探讨。“但你不能在阅读之前，就先把作品设定为对立物，否则吃亏吃大了，会把自己搞得很难受。”曹文轩认为，最好的阅读是把心打开，让书里的风景和感动全都进来。

曹文轩是自信的，但并不是骄傲的、膨胀的。每部作品面世前，他都会把初稿交给十来个朋友，请他们提意见，他们总是会帮他把作品变得更好。

他明白文不厌精的道理。这样的精，不仅在创作中，还在创作的两头。《蜻蜓眼》动笔之前，他沿着苏州河走到黄浦江，又沿着外白渡桥走到十六铺码头。这些路，是书中阿梅、哥哥、爷爷、奶奶走的路。曹文轩得先走一趟，估算着要走过多少路口，每一段要花去多长时间，这排凳子到那个垃圾桶有多远……“这样，你才能获得一种心态，当你坐下来时，不会有一点点发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