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最想说什么?

核心提示：仪式即将开始前,1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进场。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记者蒋芳、杨绍功、潘晔)13日上午的国家公祭仪式上,上万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代表整齐肃立,前排方阵的位置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夏淑琴、葛道荣、岑洪桂、濮业良、石秀英、艾义英、潘巧英、陈德寿、刘民生、傅兆增……仪式即将开始前,1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进场。作为国之难者的老人们,此时在想什么,又有怎样的心愿?

家破人亡的“昨天”仿佛还在眼前

85岁的陈德寿是第一次参加国家公祭仪式。1937年,陈德寿还是一名5岁的幼童,祖父在中华门外西街经营一个裁缝铺,是家里第一代中装裁缝,一家八口人过着饱暖无忧的日子。直到12月13日一把屠城之火将好日子烧蚀殆尽。

“12月13日上午,我在家里亲眼看见姑母陈宝珠被杀,12月14日上午,我的父亲陈怀仁在承恩寺附近被抓走再也没回来,后来听说被日军枪杀了。”陈德寿说,父亲和姑母罹难后,奶奶、妹妹等几人也陆续在乱世里离世。“昨天晚上,我想起小时候,想起我那个温暖的大家庭,久久不能入睡。”

88岁的夏淑琴从未缺席过国家公祭仪式,她在女儿的陪同下一大早就来到公祭现场。“80年过去了,一切都还像在眼前。”1937年12月13日,她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

93岁的幸存者岑洪桂回忆,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他的家被日军焚烧,他被日军士兵推入火海,腿部被烧伤,至今留有伤疤,未满2岁的弟弟岑小三被活活烧死。“我直到今天还能想起来那片火海,我跑出来的时候,弟弟离我只有几十米,日本兵就是不让我把他抱出来,眼看着火烧了一会,就没有哭声了。弟弟就这样被烧死了。”岑洪桂含泪讲述往事后,沉默了很久。

“日本欠我们这群老人一个道歉”

播放铭文、敬献花圈、奏唱国歌……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们频频拭泪。这群看起来“脆弱”的老人,在为历史作证时,都展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与坚强。

赴日证言、与日本右翼打官司,一辈子都很坚强的夏淑琴,在13日的公祭仪式上红着眼圈告诉记者:“国家强大了,百姓才能不遭难。”

在等待仪式开始的时候,日本友人松冈环、国际友人约翰?马吉的后人克里斯?马吉等都跑过来与老人拥抱。松冈环说:“她很了不起!”克里斯?马吉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的孙子,当年他的祖父用一架16毫米摄像机记录下南京浩劫,也记录下夏淑琴的经历。克里斯?马吉说:“我很感慨,祖父当年拍摄的那个家破人亡的小姑娘如今不仅健在,而且四代同堂。这是夏淑琴的胜利。”

90岁的葛道荣是第二次参加国家公祭仪式,老人最大的心愿是晚年能够看到加害方的真诚道歉。“日本右翼竟然到现在还不承认大屠杀!历史是人们经历过的,做过的事情要有勇气去承认,不承认最后还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不正视历史,怎么可能珍爱和平?日本政府,你至少欠我们这群老人一个道歉。”

和平是最宝贵的

战争像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真切地认识和平的珍贵。对于这群经历了战争的老人,和平是他们暮年最大的心愿。

95岁的濮业良是当天参加仪式年龄最大的幸存者,老人用不太清晰的口齿对记者说:“今天的纪念活动很隆重,显示国家对这段历史的重视,要铭记国难,更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和平应当珍爱。”

看见电视上播放有日军侵华的镜头就心生恨意,但是89岁的艾义英还是勇敢地接受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证言集会邀请会”邀请,前往日本大阪、名古屋、东京等地参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会。

参加公祭仪式之后,艾义英说:“我们一家死了5口人,只剩下孤儿寡母过日子。那一年的南京不知道有多少孤儿寡母,我要把这段历史说给更多人听,让人们知道战争的罪恶,更加珍惜和平。”

“我不希望今后再让天下的母亲心里流血,也希望儿童能有安宁幸福的生活。”葛道荣老人动情地说,“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全世界都应该接受这个教训。”

西方首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立：跨越太平洋的铭记

动议通过的那一刻，所有议员起立、鼓掌。

“爸，妈，你们在看着我吧！”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动议通过后，华裔女议员黄素梅站起身，流着眼泪对着会场里全程录像的摄像机喊道。

她讲的是英语。她自小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家族里一位近亲曾被侵华日本士兵强暴。

一年多以前，黄素梅在安大略省议会提交了将每年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79号议案”。这条议案已在议会通过了一读和二读程序。然而，由于一些力量的阻挠，它始终被搁置，至今未能列入三读程序。

又一个12月13日来了。南京大屠杀已经过了80年，见证历史的老人犹如风中残烛。在80周年纪念日几天前，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00岁的管光镜辞世。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黄素梅决定先退一步，先通过相关动议。与议案不同，动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的通过意味着，安大略省成为中国境外首个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地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说明通过多年的努力，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动议通过时，加拿大亚洲二战历史教育中心行政总裁刘美玲坐在旁听席上，和4位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和荷兰的日军慰安妇老人一起哭得稀里哗啦。她按捺不住兴奋，又忍不住觉得凄凉，“老人受了这么多苦，突然有人理解她们，这真的是最大的安慰。”

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戳穿日本右翼的五大谎言

201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评议《南京大屠杀档案》期间,日本当局以威胁停缴会费等手段百般阻挠。

2016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的一些高中教科书回避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仅以“大量”这一表述模糊处理。

今年年初,日本APA集团被曝在其旗下连锁酒店内公然放置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刊。近期,媒体又曝光日本派遣议员游说阻挠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不仅日本当局,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也讳莫如深。右翼学者、政客大肆散布似是而非的“论据”以支撑其谬论,一些所谓意见领袖和右翼媒体推波助澜,让原本就对侵略历史不甚了解的许多日本民众信以为真。

然而,日本也有一批长期致力于调查和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正义人士,与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谎言作着坚决斗争。新华社记者日前走访了多名有代表性的南京大屠杀问题专家和历史学者,他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证,戳穿了日本右翼势力竭力编造和散布的五个主要谎言。

谎言一:南京大屠杀是战胜国为报复日本而在“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捏造出来的,参加审判的印度法官主张判被告无罪。

日军侵华战争历史学者森正孝:东京审判中,有11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出庭作证,还有来自“难民区”(国际安全区)的“第三者”作证,如美国牧师马吉、医生威尔、金陵大学教授贝茨等。除出庭作证者的证言外,还有众多证人的宣誓证词,以及来自“难民区”的资料、法院尸检报告、慈善团体埋葬记录、犹太教拉比的书状等,证据充分。

一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吉田裕:印度法官帕尔主张判被告无罪,是因为他认为英法等战胜国没有资格审判战败国。但实际上,帕尔也承认日本在占领地进行了战争犯罪。日本右翼对帕尔的主张断章取义,蓄意简化,其目的是想说明“日本无罪”。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之子、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指出,东京审判强调人证物证,被告人也享有充分的权利,检方和辩方人员都是国际化的。审判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人证物证数量众多,其中外国人的证词尤具说服力。

谎言二:南京大屠杀当时就没人知道,中国国内和世界舆论当时也没什么反应,都是后来编出来的。

森正孝:当时在南京的外国记者目睹日军暴行后立刻撰写了报道。屠杀开始后几天,就出现了相关报道,如《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媒体都有报道。到1938年1月,世人都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中国人也知道这一情况。1938年2月,中国在国际联盟的代表顾维钧在国联发表演讲时提到南京大屠杀,并呼吁全世界关注这一事件。这证明中方在此之前已掌握了具体情况。日方也并非在东京审判后才知道南京大屠杀。现在能够查到的大量资料证明,当时日本外务省通过各种渠道已经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因此,当时无论中方、日方还是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情况。

历史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事实上,南京大屠杀经当时留在南京城内的外国媒体记者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谴责。问题是,在日本国内,由于舆论受到严厉管制,日本媒体对事件真相完全没有报道,所以当时日本民众对日军的残暴行径完全不知情。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学者胡卓然最新发现的史料显示,时任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1943年已对大屠杀表达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愤慨,还将其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列。这证明,南京大屠杀在发生后就已成为中外公认的日军严重暴行。

谎言三:当时南京人口只有20万,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不可能有30万。

吉田裕:据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23日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信函,当时南京特别市有约50万人。此外,守卫南京的部队也有约15万人。因此,说南京只有20万人肯定不对。

南京大屠杀历史学者、日本铭心会会长松冈环:所谓只有20万人其实是指南京的“难民区”(国际安全区)。右翼分子谈及这点时却丝毫不提“难民区”这回事。其实“难民区”只是南京城的一小部分,并不能代表整个南京。

森正孝:当时处理尸体的崇善堂和红万字会的记录显示,仅这两个团体就处理过约15万具尸体。考虑到大量集体屠杀都在长江边进行,许多尸体被抛入江中无从统计,最终受害人数近30万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指出,日军南京屠城30万人的暴行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认定的法定事实。根据后来发现的各种资料,大屠杀遇难者肯定超过30万,而且“只会多,不会少”。

谎言四:“百人斩”杀人竞赛是当时的日本媒体杜撰的,不能成为南京大屠杀的例证。

吉田裕:所谓“百人斩”竞赛最初由《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报道,也有其他媒体报道。内容是日军两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向南京进军途中比赛谁先斩杀中国人过百。两人在紫金山战役中得出了“106比105”的结果,但因无法判断谁先斩杀超过百人而又开始“150人斩”竞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其著作中记述南京大屠杀,其中就包括“百人斩”竞赛。后来,向井和野田的后人起诉《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本多胜一损害先人名誉,最终被判败诉。

森正孝:有人宣称,向井和野田的“百人斩”竞赛是一种战斗行为,而且被媒体夸大了,并非事实。还有人称,日本刀根本斩不了百人就会坏掉。本多胜一和《每日新闻》(在上述诉讼中)主张,杀人并非都发生在战斗中,很多俘虏或被抓来的农民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被斩杀,因此斩杀超过百人并非难事。原告方的辩护律师就是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她也宣称南京大屠杀子虚乌有。但法庭判决原告败诉。

松冈环:不仅当时媒体有报道,两名当事人回国后也曾亲口告诉家人,自己“在战斗中杀了超过百人”。根据我多年探访日本侵华老兵获得的信息,当时日军虽然也在战斗中用刀杀死过中国军人,但更多情况下,所谓“战斗中杀敌”其实是抓当地农民“试刀”的残忍暴行。

朱成山指出,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对“百人斩”的判决具有法定的严肃性、有效性和正义性。日本法院判决战犯遗属败诉,使日本右翼为侵略历史翻案的图谋未能得逞。

谎言五:中国军人穿上便衣化装成平民,是反抗日军的游击队员,日军杀害他们不违反国际法。

吉田裕:学界对“便衣兵”的说法其实早有定论。当时日军仅凭“眼神凶恶”等所谓特征甄别“便衣兵”。但当时军纪规定,如果怀疑敌军伪装成平民,要经过军事法庭程序才能作出判定。

森正孝:当时有一些弃军装换便服的士兵,但其目的不是为战斗,而是为逃过日军的暴虐处置。这些人已经丧失反抗能力,被日军俘虏。当时日军对俘虏不留活口,会立刻处死,其中多数人在长江边被屠杀。有关这方面的记录、证言数不胜数。日本当时已加入《海牙公约》,其中明确规定对俘虏应给予人道待遇,日军的做法完全违反了这一公约。

石井明:有史料证实,日军曾闯入当时由欧美管理的国际安全区,抓走并杀害了很多士兵和平民。在南京城区,日军也无差别地杀害了很多士兵和平民。国际法规定不能杀害俘虏和平民。日方声称杀的是伪装成平民的便衣士兵,这完全是为逃避责任而进行的狡辩。

朱成山指出,根据《海牙公约》,当时中国军人只要放下武器就应被视为俘虏,不管其是否换成便装。尤其是,国际安全区是不允许携带武器者进入的,因此日军在那里抓走并杀害所谓“便衣兵”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来源：中国青年报、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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