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像蚂蚁 也能感动人

核心提示：平常看戏，看演出，看明星名角，很少有人会去看装台人。万丈高楼平地起，谁会关心那造楼的工匠木匠石匠姓甚名谁？

◎杨庆祥

平常看戏，看演出，看明星名角，很少有人会去看装台人。万丈高楼平地起，谁会关心那造楼的工匠木匠石匠姓甚名谁？

但偏有那么一个人，不去看烟火，不去听唱腔，他盯住了那一群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吃苦下力，流血流汗的装台人。

这个叫陈彦的作家， 写了一部叫《装台》的书，台前幕后，戏里戏外，因为这本书，我们不仅熟悉了一个行业，更重要的是，我们记住了一群活色生香的人物，他们仿佛并不是生活在陈彦的书中，倒像是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正如李敬泽先生所言：“它把在我的社会图景上无限遥远、几近于无的一个人，变成了我的一部分”；敬泽先生进一步说：这是当代小说很少能做到的事。

《装台》的好，不一而足。

比如方言，张口即来，全无做作。比起时下一些小说电影里面生搬硬套的方言，显得本色自然。

再比如腔调，小说的成功，大半在于作者是否找到了合适的腔调，叙事学上称之为声音，有作者的声音，有叙事者的声音，还有人物的声音。这各种声音之间的喧哗互动，能做十天十夜的文章。但好的小说家自然就会找到一种腔调，将这各种声音融合互通，协调奏鸣，所谓的“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滚玉盘”大概是最形象的比喻。《装台》的腔调，就是陈彦基于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爱憎褒贬而形成的一种小说声音，它既不是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腔，也不是哭天喊地的底层苦难腔，它从容不迫，不卑不亢，是在人世间行走、生活，沾满了烟火气息的腔调。

我更想说的是这个小说中的人物。顺子、菊花、刁大军、大吊、猴子、三皮、蔡素芬……等等。80年代以来的小说，不会写人物，这也是所谓现代主义小说的通病。我曾在课堂上让学生列举当代小说的经典人物，一般到路遥的高加林和孙少平为止。后面就是一片面目模糊。原因很简单，看过了小说，但记不住人物。为什么记不住？刻画不深刻，细节不丰富，总之，人物没有立起来。而《装台》的好，就在于这些人物看一遍就记住了，把书丢在一边，那人物仿佛还在你面前晃动，有血有肉，有立体感。

且说刁顺子，两个细节就让我忘不了他，一个是在厕所数钱——这是一个多么卑微而具有生活实感的镜头——一不小心，一个一元钢镚掉到了便池里，立即找了两根细棍夹了夹，“贼它妈，还干脆夹得看不见了”。没有对刁顺子这个人物透彻的揣摩，写不出来这一句“贼它妈”！

另外一处还是与钱有关，送钱给大哥付浴资，本来身上带了两千五，大哥问，带了多少，回答说“满共两千多一点”，“那就都放下吧”。顺子放了两千二，偷偷还给裤兜里留了三张。心里一千个不愿意，嘴上还假客气：要实在不够，我……我再去取点？

细节之外，是分寸。这个分寸，是指对故事情节的控制度，不急不慢，恰到好处。书中有瞿团斗二名角的故事，瞿团唯一一次大发雷霆，命令两名角必须第二天上午十点半到舞台拍戏，否则翻脸不认人。小说写第二天一众人等都在舞台静候，瞿团端坐中央，十点半，人没到，十点四十，人还是没到，就在瞿团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十点五十，人到了——而且两人因为怄气，不是从一个门里进来的。这就是极佳的控制度，如果十点半就到了，缺乏紧张气氛，如果干脆就没到，情节不好收拾，迟到一会儿，而且不从同一个门里进来，这就是一个优秀小说家高超的掌控力的体现。不疾不缓，张弛适度。

还有写刁大军处，这刁大军本来是一江湖混混，西京街头的一滚刀肉是也。他一登场，结局几乎就已经预定了——必然是原形败露，下场凄凉。但饶是如此，小说的戏份依然做得十足。本来写一破落户的落魄，却偏要先写他的前生后世，有情有义，最后死在兄弟怀抱中，读者估计也不能对其一言以蔽之。此所谓一波而三折，人物的复杂性，也就由此而生。

《装台》里没有大人物，没有英雄豪杰，没有节妇烈女，甚至都没有一场吸引少男少女的罗曼蒂克的爱情。

顺子娶了三个老婆，而且在小说的结尾即将娶第四个。但是与《白鹿原》里面的白嘉轩娶了七个老婆的神秘传奇比，显得鄙陋卑微。

也是生活在西京，也懂逗鸟赏花读报，也能看棋赏文物，但与贾平凹《废都》的文化寓言相比，更显得平常日用。

这鄙陋卑微甚至连一条狗都不如，书中最精彩的一处就是写顺子临时替演一条狗，结果因为入戏太深，反而演砸了。小说的基本矛盾之一就是顺子与女儿菊花之间的家庭纠纷，而顺子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女儿跪下，哀求地哭起来。

这是一个活得像蚂蚁一样的人，他知道自己活得像蚂蚁，并且在蚂蚁身上找到了某种心灵的寄托。

他做了几场梦中梦，他演出了几场戏中戏，他装台，拆台。

但他就是能感动所有的人，他感动了女人，男人，上级，下级，艺术家，演员。因为他遵循着人性最朴素的生存原则，并坚决持久地将其践行为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情义无价。

写这部小说和读这部小说的人于是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