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南宋人朱弁《曲洧旧闻》的记述,是宋仁宗抵挡不住张贵妃的“耳边风”,才冒着触怒台谏官的风险,再次将张尧佐任命为宣徽使的:“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

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北宋皇?二年(1050),宋仁宗想将他宠妃的伯父张尧佐提拔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结果遭到台谏官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完,到了次年,即皇?三年(1051)八月,宋仁宗以为风头过去了,又旧事重提,任命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判河阳府。

据南宋人朱弁《曲洧旧闻》的记述,是宋仁宗抵挡不住张贵妃的“耳边风”,才冒着触怒台谏官的风险,再次将张尧佐任命为宣徽使的:“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张贵妃)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朱弁的记述绘声绘色,极具镜头感。不过里面有些细节并不准确。皇?三年,包拯并不是御史中丞,而是知谏院,而且,包拯在台谏官第二次拦截张尧佐时也没有什么过激举动。当时的御史中丞是王举正。王举正当然再次上书抗议皇帝对张尧佐的任命,并以辞职相要挟:“陛下不纳臣尽忠爱君之请,必行尧佐滥赏窃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诫不识忌讳愚直之人。”但宋仁宗对王举正的奏疏没有批复,冷处理。

当时的台谏官中有一位愣头青,叫做唐介,任“殿中侍御史里行”,脾气比王举正还要犟。当其他台谏官认为张尧佐这一次是外放河阳,“不足争”时,唐介却扬言:“(皇上)是欲与宣徽,而假河阳为名耳。我曹岂可中已耶?”其时,“同列依违不前,唐遂独争之,不能夺”。

宋仁宗被唐介逼得没办法,只好解释说: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的,是执政的宰相,不是我。平心而言,宋仁宗这么说也不完全是推卸责任,因为按照宋朝制度,人事任免决定需要宰相副署方得生效。宰相既然签发了对张尧佐的任命状,当然意味着他们同意这一任命,并对任命负责。

但宋仁宗一定想不到,他的那一句“差除自是中书”,立即将熊熊大火从张尧佐那里引到宰相文彦博身上,也使得“拦截张尧佐”的剧情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节外生枝,故事的主角立即由王举正与张尧佐转换为唐介与文彦博。

唐介听了仁宗之言,提出问责宰相,“当责执政”,并鼓动全台御史一齐上殿质询政府。但仁宗不允许这么做。唐介又提出辞职。仁宗也没有批准。于是唐介干脆对宰相文彦博发起火力猛烈的弹劾:“(文彦博)专权任私,挟邪为党,当初知益州(今四川成都)时,给张贵妃送了蜀锦,交通内宫,这才当上了宰相。现在文彦博重用张尧佐,显然是为了阴结贵妃”。张贵妃也拖下了水。

可以想象,宋仁宗接到唐介的弹劾报告,内心是震怒的。他将唐介的奏疏丢于一边,还扬言要贬窜唐介。唐介却不慌不忙,将弹劾报告拾起来,从容读完,然后说道,“臣忠义激愤,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

宋仁宗“急召二府”,将执政大臣叫来,给他们看了唐介的奏疏,愤愤不平地说:“介言他事乃可,至谓彦博因贵妃得执政,此何言也?”唐介呢,却当面教训文彦博:“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于上前!”文彦博“拜谢不已”。

枢密副使梁适有点看不下去,“叱介下殿”,但唐介“辞益坚,立殿上不去”。宋仁宗也找不到台阶下来,坚决要处分唐介??贬到岭南烟瘴地春州(今广东阳春)当通判。盛怒之下,仁宗当时就叫来值日的知制诰,要他马上起草处分的敕命。倒是文彦博“宰相肚里好撑船”,站出来替唐介求情:“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谏官蔡襄也进言:“介诚狂直,然容受尽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贷之。”不过皇帝当时并不听劝。

次日,御史中丞王举正又上疏,“言责介太重”。此时仁宗已经气消,亦有悔意,担心这么处分一位敢言的台谏官,会引发内外惊疑,便重新让知制诰起草敕命,改为贬谪到生活条件稍好的英州(今广东英德)当通判。仁宗还有另外的忧虑:唐介万一染上“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势必给自己带来恶名,于是又“遣中使护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无令道死”。

唐介在英州只是呆了两个月,便先后改迁荆湖“监郴州(今湖南郴州)酒税”“通判潭州(今湖南长沙)”。皇?五年(1053)八月,宋仁宗将唐介召回朝廷,任殿中侍御史。宋人评价说,唐介“贬斥不二岁复召,议者谓天子优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第二次拦截张尧佐

（ 2017-09-22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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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2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吴钩

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北宋皇?二年(1050),宋仁宗想将他宠妃的伯父张尧佐提拔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结果遭到台谏官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完,到了次年,即皇?三年(1051)八月,宋仁宗以为风头过去了,又旧事重提,任命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判河阳府。

据南宋人朱弁《曲洧旧闻》的记述,是宋仁宗抵挡不住张贵妃的“耳边风”,才冒着触怒台谏官的风险,再次将张尧佐任命为宣徽使的:“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张贵妃)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朱弁的记述绘声绘色,极具镜头感。不过里面有些细节并不准确。皇?三年,包拯并不是御史中丞,而是知谏院,而且,包拯在台谏官第二次拦截张尧佐时也没有什么过激举动。当时的御史中丞是王举正。王举正当然再次上书抗议皇帝对张尧佐的任命,并以辞职相要挟:“陛下不纳臣尽忠爱君之请,必行尧佐滥赏窃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诫不识忌讳愚直之人。”但宋仁宗对王举正的奏疏没有批复,冷处理。

当时的台谏官中有一位愣头青,叫做唐介,任“殿中侍御史里行”,脾气比王举正还要犟。当其他台谏官认为张尧佐这一次是外放河阳,“不足争”时,唐介却扬言:“(皇上)是欲与宣徽,而假河阳为名耳。我曹岂可中已耶?”其时,“同列依违不前,唐遂独争之,不能夺”。

宋仁宗被唐介逼得没办法,只好解释说: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的,是执政的宰相,不是我。平心而言,宋仁宗这么说也不完全是推卸责任,因为按照宋朝制度,人事任免决定需要宰相副署方得生效。宰相既然签发了对张尧佐的任命状,当然意味着他们同意这一任命,并对任命负责。

但宋仁宗一定想不到,他的那一句“差除自是中书”,立即将熊熊大火从张尧佐那里引到宰相文彦博身上,也使得“拦截张尧佐”的剧情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节外生枝,故事的主角立即由王举正与张尧佐转换为唐介与文彦博。

唐介听了仁宗之言,提出问责宰相,“当责执政”,并鼓动全台御史一齐上殿质询政府。但仁宗不允许这么做。唐介又提出辞职。仁宗也没有批准。于是唐介干脆对宰相文彦博发起火力猛烈的弹劾:“(文彦博)专权任私,挟邪为党,当初知益州(今四川成都)时,给张贵妃送了蜀锦,交通内宫,这才当上了宰相。现在文彦博重用张尧佐,显然是为了阴结贵妃”。张贵妃也拖下了水。

可以想象,宋仁宗接到唐介的弹劾报告,内心是震怒的。他将唐介的奏疏丢于一边,还扬言要贬窜唐介。唐介却不慌不忙,将弹劾报告拾起来,从容读完,然后说道,“臣忠义激愤,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

宋仁宗“急召二府”,将执政大臣叫来,给他们看了唐介的奏疏,愤愤不平地说:“介言他事乃可,至谓彦博因贵妃得执政,此何言也?”唐介呢,却当面教训文彦博:“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于上前!”文彦博“拜谢不已”。

枢密副使梁适有点看不下去,“叱介下殿”,但唐介“辞益坚,立殿上不去”。宋仁宗也找不到台阶下来,坚决要处分唐介??贬到岭南烟瘴地春州(今广东阳春)当通判。盛怒之下,仁宗当时就叫来值日的知制诰,要他马上起草处分的敕命。倒是文彦博“宰相肚里好撑船”,站出来替唐介求情:“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谏官蔡襄也进言:“介诚狂直,然容受尽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贷之。”不过皇帝当时并不听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