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中间，“逼良为娼”真不是一个新鲜词了。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们开会时，会场里就总听到这个词。现在，政协早已换届了，十二届全国政协都开到了第三次会议，这个成语还在会场里出没。

今天，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委员就用了这个词。他在小组会上说，自己想谈谈“科技界的不正之风”。2001年他当选院士时，感觉当时学术氛围还很正常，去参加什么评审，基本不受外界干扰。现在，情况越来越糟。

他说，每当一个重要的评审之前，各个单位“名单首先就要搞到”。即使评委名单不对外公开，也有办法搞到。而名单搞到后，就要“分工去打招呼”。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很不愿意去打招呼，但他坦言，有时候为了团队、为了团队的那些年轻教师也“不得不去干”。同事们告诉他，不打招呼可不行，这是规矩，您这次给评委发了短信、打了招呼，他们就欠了您的“债”了。

“完全变成了一个’规矩’。现在很多的学术研究变成利益交换，有些评审会就有点像交换一样，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像分赃一样。”郑兰荪说，开完这种评审会，自己心情就会非常不愉快。

郑兰荪还发现，如今的年轻教师们酒量都非常好，甚至自己的那些不到三十岁的“学生的学生”都是如此。“这是逼良为娼啊，三十岁不到！”他说，这种风气下，年轻的研究人员精力都放在“关系”上面，学问没有用，关系才有用。

他说，中央“八项规定”对党政风气的扭转起了很大作用，学术界的风气反而还在变坏。真希望学术界也有个什么“规定”，先从“不打招呼”开始。

“学问做得好不如关系搞得好。”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的确是个老问题了，可是这个问题连着社会风气，怎么改变自己还没有好主意。

郑兰荪讲的故事听着太耳熟了。跟他同一个小组的清华大学教授邢新会委员几年前就讲过自己害怕“打招呼”的故事。只要当上某个项目评审专家，他就不断接到“沟通电话”。每当碰到这种情况，他不敢接电话，半夜12点之前不敢回宾馆。

专利，是评价科研创新的指标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万钢所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每年都有几百个专利，研究院鼓励职工申报专利，并主动替职工缴纳专利的维护费，每年为此付出的费用有几十万元。“我们想告诉大家，我们保护知识产权”。

但是，在急功近利风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好经也会被念歪。

一位科技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说，他有一项发明同时申请中国和美国专利保护。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在中国申请专利时，工作人员一定让他把一项专利拆成三份。而向美国申请的专利在经过严格的考察后，顺利通过。

后来这位委员才搞明白，为啥要一拆三：每一项专利都要交申请费用，后续还要缴纳维护费用。

在一些单位，这种行为则是主动的。另一位委员说，有的单位每年有申请专利的数量要求，为了完成这个要求，不得不把一个专利拆成若干个专利来申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3年发布的报告称，中国2013年专利申请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申请总量达到82万多件，而排名第二的美国是57万多件，日本排名第三，是32万多件。含金量呢？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兆华说，申请海外专利比国内难百倍。

作为一位大学教授，郑兰荪非常清楚这种风气的“代际”破坏力。比如，在考核压力下，老师们追求发表科研论文，对教学就没那么上心。“教师素质提高了，但是教学水平下降了，原因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科研做得好是有评价体制的，教学做得好完全靠良心。有很多优秀的教师不肯把精力放在教学上。”

郑兰荪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近10年。在此期间，他眼睁睁地看着“有热情、有研究的化学教师几乎绝种了”。

“说难听点，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功利”，郑兰荪举了个例子：他提议在自己所在的学院开了一门课，邀请在企业工作或创业的一些优秀化学毕业生来讲，希望对学生们有所启发。尽管受邀请者作了认真准备，并且不计任何报酬，但因为听的人太少，这门课流产了。

郑兰荪问过学生，为什么不去听这门课。学生们告诉他，他们以为这门课是为准备到企业找工作的人开的。而他们很忙，忙着准备出国留学、考公务员，那才是成功的。

“他们看不起这些在生产第一线的——他们追求的不是这个。”郑兰荪感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