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84年的中国，对外开放刚刚开始。在邓达德眼中，那是物质仍然匮乏的年代。“到商店里买东西，听到的回答常常是‘没有’”。

邓达德父亲特地到北京看望时任瑞典北欧斯安银行大中华区负责人的邓达德。

邓达德先生在北京一咖啡馆

■匡志宏

邓达德先生是瑞典投资银行家和国企治理改革实践家。他与经济学家斯蒂芬·福斯特合著的《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英文版甫一问世，即被《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FT）推选为年度图书。

日前，该书中文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邓达德先生再度来到中国，本文作者得以近距离采访了这位当年曾对中国推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政策方面发挥重要影响的瑞典友人。

初见邓达德（Dag Detter）先生，是在上海瑞金宾馆。他的专著《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中文版刚刚面市，出版方邀请他来中国参加一系列活动，为新书作些宣传。

今年上海的夏天很热。2016年8月14日下午，阳光也有些刺眼。邓达德走下车来，黑色T恤配牛仔裤，神采奕奕，长途飞行似乎丝毫未让五十七岁的他感到疲倦。他斜背着一个大书包，外加一个大大的衣袋，这就是他全部的行李。他礼貌地用中文对司机说了声“谢谢”，让我吃了一惊。

办完入住手续，终于坐定下来。他居然直接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这让我更吃了一惊，这个欧洲人似乎很不一般啊。很快，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九岁，一个十七岁。这很像两个陌生的中国人初见时的拉家常。很快我便明白，原来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胜于我的想象。此后的九天中，我慢慢了解了这位经历丰富的瑞典银行家的人生轨迹，不由得萌生敬意。

家世渊源

邓达德1959年10月出生于瑞典南部的马尔默市，这是瑞典第三大城市，踞守波罗的海海口厄勒海峡东岸，海峡对面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两城之间有大桥相连。1658年前，这里曾是丹麦的一部分，位于丹麦王国的核心区域。与瑞典的其他城市相比，这里最接近欧洲大陆，可乘渡轮到达波兰和德国。二十世纪初，这个海滨城市迅速发展成瑞典的主要工业城市。

邓达德在家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母亲是瑞典知名的珠宝设计师，拥有自己的品牌，经营自己的珠宝店。父亲原是律师，后改行成为宝石学家，专事宝石和珍珠的鉴定，并经营珠宝生意，从日本购买珍珠，从印度、斯里兰卡和南美购买蓝宝石、红宝石和祖母绿，从非洲购买钻石。父亲还给瑞典全国的零售商培训宝石知识，传授如何鉴定品质，了解宝石的价值。父亲与母亲便是在某堂课上相识之后相恋的。

母亲在邓达德十岁时因病去世，享年不到五十岁。此后，父亲终身未再娶，一肩挑起了家庭重担，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经营两家企业，直到生命的终点。

邓达德内心对父亲一直充满感激之情。在他看来，父母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更是内心充满激情并乐于分享的人。在这个家里，金钱只是被视为可以让人保持平静和轻松的工具，而不是衡量人生或某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尺。人，最重要的是寻找内心的激情，并给予他人。

运动是邓达德挥洒内心激情的方式之一。对他来说，每天的运动和读书就像刷牙和呼吸，必不可少。年轻时，他参加过全国冰球和橄榄球比赛。现在，他的主要运动项目是柔道（黑带）。他还喜欢跑步、赛艇、骑马、自行车……这些运动，既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也让他至今保持着良好的体形。

在邓达德的家族里，虽然学法律的人很多，他自己也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业余进修法律，但历史、哲学、艺术是大家茶余饭后常常讨论的话题。

1949年前的瑞典是最了解中国的西方国家。不用说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森与重构古汉语音韵系统的高本汉，连瑞典前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曾在中国进行考古挖掘。驻中国的瑞典传教士更是每七年返回瑞典一次，向教会报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瑞典企业与中国的商贸关系也由来已久。例如，爱立信与中国的合作有着超越百年的悠久历史。早在1892年，爱立信就接到了来自中国的订单。1894年，两千部爱立信电话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从这个意义上说，爱立信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中国通信产品的供应商。如今，宜家、H&M、沃尔沃等瑞典品牌在中国都拥有自己的工厂，可谓家喻户晓，两国间贸易额持续增长。

因此，尽管相距遥远，但瑞典对于中国并不陌生。这或许部分解释了邓达德为什么会在1984年选择来中国学习古代史。

初识中国文化

邓达德这个中文名字是他1984年来中国时取的。

1984年的中国，对外开放刚刚开始。在邓达德眼中，那是物质仍然匮乏的年代。“到商店里买东西，听到的回答常常是‘没有’”。

当时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两所。与很多人选择去北京不同，邓达德选择了上海。这或许是因为上海与他的家乡相类似，都是海滨工业城市，也或许如他自己所说，因为北京的外国人太多，他想多了解中国人。

现已移居温哥华的董存发是他的大学室友，两人彼此引为挚友。当年，董存发因为要出国而囊中羞涩时，邓达德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邓达德每年给董存发寄贺卡，都是专门制作的家庭合影，从1985年至今持续了三十余年。董存发还给邓达德的儿子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邓世铎，并清楚地记得孩子的生日。

据董存发介绍，当时高校的安排是，每位留学生与一个中国学生合住一间寝室，条件比中国学生七人一间宿舍要好得多。然而，多数留学生仍然不习惯与同性共处一室，甚至有人怀疑同住的中国学生是派来监视自己的，因而常常发生口角，并把中国学生赶走。但他与邓达德相处得很好。当年大学是禁止恋爱的，但当董存发与同学（后成为他的妻子）冒着巨大的风险偷偷恋爱时，邓达德总是给他们创造条件，主动离开寝室，或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他，让他们骑车去五角场看电影或去其它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约会。

邓达德很喜欢中国的先秦诸子学说。董存发推荐他阅读诸子全书，那些文言文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都有很大难度，但邓达德还是买了一套。临毕业时，他又买了一套作为礼物送给董存发，因为他知道穷学生董存发内心多么想拥有这套书。

邓达德的书房挂着一幅字——“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董存发从山西到上海上大学时，当地一位书法家给他的题字。起先，邓达德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董存发解释了好多次，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就特别喜欢。两人临别时，邓达德将这幅字作为“礼物”带走了。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也是邓达德的同窗好友。在她眼中，邓达德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不同，对于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时常随身带个小本子，把有意思的话记录下来。有一次，他指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话，对她述说自己的理解：因为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所以便把自己写成了王，把败者写成了寇。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赢了，那么丘吉尔就可能被描述成魔鬼和刽子手。

这位不远万里来中国的留学生，在复旦大学仅学了一年。他留给同学的印象是聪明，不死读书，会苦干加巧干。他不喜欢学校里填鸭式的教学，自己寻访到一位民国时期曾在中央银行任要职的陈老先生，请他教授中文和古典文学。这位陈老先生在“文革”期间历经坎坷，邓达德对他非常尊重，并为改善他的艰难生活作了很多努力，足见其内心的善良与正义。陈老先生显然也喜欢这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学生，还为他写了一首诗，至今仍挂在邓达德家的墙上。

邓达德的名字是香港一位博学之士为他取的。听董存发解释了每个字的意思之后，邓达德就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其一，“德”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和修行的高尚境界；“达德”，就是践行这个人生目标。兼之老子的《道德经》是他膜拜的经典，“达德”自然是求之不得。其二，“邓”还是当时叱咤风云的邓小平的姓，他喜欢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让他的同学叫他“老邓”，还戏称自己是四川人。

他很腼腆。在中国多年，从未交过中国女朋友。正式发言前，他总要用中文说一句“抱歉，我的中文不好，所以只好说英文”。

他很幽默。他和董存发吵架，见董生气了，就跪在地上，连续不断地磕头。董问为什么？他说，过去大臣给皇帝请安要磕头，所以自己要磕头请求原谅。这让董存发忍俊不禁。

他也会中国式自嘲。比如，他会说，我很笨，笨得像头猪（按中国生肖，他属猪）。

他还有强烈的好胜心。董存发至今记得，一次他和一位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留学生打赌“饕餮”两个字的写法和读法，那个留学生也特别崇尚老子，还会打太极拳，迷恋中国文化。董存发最终的裁决结果是邓达德赢了，他就特别高兴，笑得像个孩子。

童心未泯的可爱，加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使得邓达德与他的中国同学友谊长存，尽管他们后来的工作没有丝毫交集。

从银行家到政府高官

青年时代的邓达德曾经梦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或医生，甚至当一名职业冰球手或歌剧演员。接触了汉学后，他以为自己会像高本汉那样研究庄子和孙子，或跟随斯文·赫定的足迹，像安特森那样沿着丝绸之路考古。然而，生命总是充满意外和惊喜。他的一位表兄弟倒是写成了《丝绸之路》一书，而他却成了一名银行家。谈及此，他耸耸肩，“如果你想让上帝发笑，就告诉他你未来的计划”。

也许是受了父母的影响，邓达德在大学除了汉学之外还修了商业管理。大学毕业后，他很快成为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kandinaviska Enskilda Banken，简称SEB）的一员。SEB是瑞典银瑞达集团核心投资的银行之一，也是北欧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业务主要分布在北欧及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德国、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并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共有员工约两万人。被誉为瑞典“无冕之王”的瓦伦堡家族(Wallenberg Family)是银瑞达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在十九世纪晚期就与中国有广泛联系。其时，SEB希望在开放之初的中国开展项目融资与贸易融资业务，邓达德为此接受了全方位的银行业务培训，从瑞典、中国与伦敦金融城的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此后几年，他担任SEB大中华区的负责人，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

再后来，他转战该集团的投资银行部门，穿梭于世界各地，不断地兼并、收购、重组。也因此，他广泛接触通信、能源、公用事业、交通和国防等行业，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当1998年瑞典决定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时，邓达德成为瑞典工业部国资管理局（相当于中国的国资委）第一任局长、瑞典大型国有控股公司斯塔腾（Stattum，相当于新加坡的淡马锡）CEO。

自1970年代以来，邓达德在成长过程中亲眼目睹了瑞典工业的衰败。以他的家乡马尔默为例，1960年代的城市主色调就是钢铁和烟囱，装吊机和大型机械处处可见。西港区则聚集着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企业。世界最大造船厂之一考库姆造船厂也在其中，许多家庭好几代人都在船厂工作。但是随着制造业重心从欧洲向亚洲转移，马尔默的经济渐渐衰退，工厂相继关闭，废弃的码头杂草丛生。这深深刺痛了他。尤其是在看到瑞典一些大型国企的高管整天出入高尔夫俱乐部，肥头大耳，无所事事时，充满正义感的他更是出离愤怒。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据高晞回忆，那段时间他来中国，脸色总是铁青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实干家，真刀真枪地在瑞典实施了集中所有权、进行专业化组合管理和透明化治理的三年计划。他对价值五百亿欧元的瑞典国有企业资产进行了重组，这在欧洲还是首次。这次重组涉及六十家企业，其中包括国家电力公司Vattenfall、国家邮政公司Posten以及后来上市的电信公司Telia。此外，欧洲最大的林业、造纸及包装集团之一Assi Dom？n剥离了部分业务，部分合资，原有股东部分退出；欧洲最大的防务集团之一Celsius进行了重组，并最终售出；铁路公司SJ则成功转型为欧洲盈利最高的铁路运营商之一，除了核心的客运交通服务，所有的经营业务都进行了重新归置和剥离。其间，他一年内就换掉了百分之八十五的董事会成员，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CEO或CFO（其中百分之四十为女性）。为此，他惹怒了不少人。他的车被砸了三次，收到死亡威胁两次，而他毫不退缩。他最终在瑞典首相的直接支持下取得了成功，重组后的瑞典国资收益率大大高于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1999-2001年间，上市部分国资组合的市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同期瑞典股票市场指数AFGX 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五；1999年5月到2001年6月，国资整体的价值上升了百分之十二，同期AFGX涨了百分之六。同时，被剥离的资产产生了一千二百亿瑞典克朗的收益。而这些资产原本是非核心资产，对企业来说只是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