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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至亲:父亲“老掉牙”的故事

2017-12-01 13:27 | 新华每日电讯 | 手机看国搜 | 打印 | 收藏 | 扫描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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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父亲只上过几年冬学。所谓的冬学也就是冬闲时上学校念书,属于扫盲之类。认识的字不少会写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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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83岁了,退休闲赋在家,原来还能栽花椒树、摘花椒,下地干活,后来就渐渐地感觉身体不那么利索了。就说摘花椒吧,原来站个把小时没问题,现在站几分钟就觉得腰酸腿软,不能不服老。在孩子们一致要求下,我不再下地干活了。虽然每年也要在孩子们家住几天,但我身体尚好,还是愿意一个人在老家住。老伴2002年就不在了,自己也没什么爱好,打麻将下象棋都不会,难免有些孤独。

长子松龄担心我在家闲坐闷出病来,就鼓励我写点以前的东西。理由很充分,说一来可以给大家留点故事,二来可以活泛活泛脑筋,对身体有好处。我虽当了许多年的语文老师,却从来没写过什么东西。松龄见我疑惑,开导说,您别管文学那些条文规矩了,也不需你当语文老师讲的什么中心思想之类,就是口语化访古讲故事。受他鼓励,我就先写写我的父亲罢。

父亲1915年2月25日出生在山西省平顺县赤璧村。我小时候见父亲左手没小指,不敢问父亲,偷偷问母亲,母亲偷偷笑着说:你爹呀,生下来是有小指的,你奶奶为了他好养活,齐根剪掉了。我听后咧了嘴,那多疼啊。

父亲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据说父亲生下来大头大脚大手,爷爷奶奶心中高兴,为了好养活,除了剪掉左手小指,还不放心,抱着他和预约好申家婆婆在厕所内认了干娘,用二升米把这个小生命换回来。用小米换的,所以名字叫“米换”。

父亲身材高大,脚也大,穿的鞋按现在的号码说都是45码以上的。记得父亲逝世之后,我们打扫房间,竟在一口缸里发现有20多双千层底布鞋。都是崭新的。为甚会有这么多的鞋呢?原来有一次他陪母亲去太原瞧病,在医院跑前跑后竟将一双鞋给穿破了。母亲心疼,撺掇他说去街上买一双球鞋吧。那时候能穿一双球鞋也是时髦的事。父亲高兴而去却败兴而回。转遍了太原城也买不到一双合脚的。好几个服务员笑道,你这鞋得定做。从太原返回后,母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担心父亲以后受罪,拖着病体给父亲做了许多的鞋。可想不到有这么多。

可现在父亲不在了,去坟上全部烧掉这些鞋真是有点可惜。要知道这鞋不仅好看,有方口的圆口的,黑面白边造型浑厚就像一个个小木舟,比现在卖的布鞋强多了。还结实,随便拿起一只在石头上磕磕,当当地响。

几个弟弟围着一堆鞋,个个去试。脚大的脱了鞋进去脚后跟挂不住,脚小的连脚上穿的鞋都能套进去。无奈,去坟上烧了。

那时候没有人谈论爱情。也不仅那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心里也没这个词汇。母亲得了乳腺癌,去太原做了手术。那时候真没钱啊,父亲东借西凑陪母亲去太原住了几个月。白天陪母亲看病,晚上就和衣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睡。那么壮实的一个北方大汉,回来后也消瘦了。母亲病逝后,父亲一言不发,连续抽烟,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

小米和黄豆

说起来父亲也算苦命。一生育有三男两女五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叫文秀。按说最小的孩子最娇养了吧,最不该送人了吧。可那时候生活真苦养活不了。母亲说,咱养活不了,别把孩子给饿死了,不如送给别人家享福吧。就送到烟驼村李家,取名李文秀。

父亲14岁时,我奶奶病逝,我爷爷腿上生疮不能下地劳动,一家6口人的吃穿用度和11亩地的收秋打夏的重担就落在父亲一个人身上,不得不早起贪黑地下地劳动。

我也听说冯小刚拍了一个叫《一九四二》的电影,也看了。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生活真的就是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卖儿卖女,啃树皮都没得啃了。1941年、1942年连续两年大旱,颗粒无收,家家户户把陈粮和多年积攒的柿糠炒面都吃完了,吃野菜树皮。1943年春天,我们兄妹四人,全家六口更是无法生活。父母亲商量把母亲陪送的嫁衣和5块银圆拿去黎城换粮食。父亲早早起来吃了口糠炒面,扛着扁担走了。赤璧村到黎城60里,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骑摩托一阵突突就到了,或者开车也不是个事,但在那个时候,全靠一双脚,还都是山路,崎岖难行的山路。

晚上黑洞洞了,不见回来,我们母子一会出去看一遍一会出去望一次,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父亲盼回来了。见到我们母子,也不吭声,紧走几步到院里放下一头有30多斤的小米袋子,一头有10来斤的黄豆袋,一屁股坐在地下,喘着粗气、咬着牙嘴里丝丝不停,哎呀娘呀,我的肩膀,我的肩膀痛死了。母亲拿过煤油灯来照看,吃了一惊。父亲两膀全让扁担磨完了皮肤,露着流着血水的肉。我娘心疼,嗔怒道,你呀,你怎不用衣服垫着?父亲有气无力地说,我饿了,先喝口饭再说。母亲赶忙端过一碗饭说,没有米,光榆钱子。父亲接过,一口气连喝了两碗,抽了一袋烟,才缓过劲来说,我等等还得去磊平岸河滩走遭。母亲不解,还去磊平岸干吗?父亲磕了磕烟袋说,我走到磊平岸身子底,听到口袋沙沙地响,感觉黄豆这一头轻了好多,我就知道坏了,装黄豆的袋子肯定被圪针给刮破了。我放下担子,摸黑找来一条榆条子把口袋捆好回来了,这黄豆肯定撒了不少呢。母亲担心说这么晚了,摸黑也弄不回来,不如明早我和孩子们去。父亲也确实累了,说道,好吧,你们明早去捡回来。不到天明,母亲早早喊我们起来,到了磊平岸河滩,果然看见地上有黄豆,喜出望外,一溜走了好几里,一颗一颗地捡,费了半天工夫才捡回来。四五十斤粮食不敢放开肚皮吃,还得细水长流,但终于野菜汤里边有几粒粮了。

一天,南耽车许家来人说自己媳妇生了孩子没有奶水,听说母亲刚送到烟驼村一个孩子,想让母亲去当几天奶妈。但不白当,一年八斗米。八斗米啊,八斗米在当时可是一个天价,真是救命的稻草,父母亲很痛快答应了。许家见答应了,赶牲口送来八斗小米,把母亲接到南耽车去了。这时村上可巧有两户人家要卖地,四亩二分坡地五斗米,父亲赶紧用五斗米买下了这五块山坡地,又赶上那年小麦丰收,算是度过了那段难挨的日子。后来我小爸爸对父亲说,哥呀,你算买对了,这四亩二分地可不简单哩。

会计和保管

父亲少年时只上过几年冬学。所谓的冬学也就是冬闲时上学校念书,属于扫盲之类。认识的字不少,会写的不多。1946年,村上供销社没人当会计了,要父亲去。父亲说不识几个字,又不会算账,怎能行?让别人去吧。村干部说得很自信,除了你还有谁?你说说,你给找找村上还有谁行,非你去不行。又引诱说,去吧,当会计一年还能多给你点粮食,你家人口多,这是好买卖。父亲一想也对,就去了。父亲不会记账,流水账太麻烦,干脆不记账,采用把进出库粮食和生产用品单和私人借粮单用纸夹或针别在仓库的墙上,大队会计下账时把单子拿过去对账,该谁保管的单子谁保管,私人还了粮食,把借条取回去。办法老套倒也管用。在供销社任两年会计,除了大队多给的那份粮食,一点便宜都不占。1948年离开供销社,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调到国家粮仓库任保管员,1968年秋担任大队保管员。村上人称他是老保管。

为啥说他不贪不占呢。那时候还普遍处于吃不饱的年代,要知道在饥荒年代当一个粮食仓库保管可是一个美差。别说多拿了,就是每天往身上口袋里偷偷多装几把玉米,也不会饿着。唉,我这个老父亲啊,真不是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队里清算账务,算来算去,还欠大队1000多斤粮食。后来我翻了翻条子才知道,这些条子大部分是村民的借条,借了粮食没还,他也不好意思要,就累积在自己身上了。大队干部也觉得让老保管还这个债不合理,建议我去找欠债人要。我说欠债人许多已经不在了,找谁要去?大队干部说你找他们的后人呀。我说算了吧,这陈年旧账还是我替他还了算了。

父亲75岁时得了脑梗塞、半身瘫痪,经治疗后恢复的右手能拿筷子吃饭,能拄着棍子行走了,但病情一天天加重。后来又患白内障,开始还能看清一个道,后来就模糊了。他说大晴天看见黄不澄的,看不清人和路。我说您一辈子不住闺女家,你就住我和弟弟两家好了。两家的条件差不多,都有儿媳、有孙子、孙女,都能给你洗衣、端饭。还能管你吸烟。他呵呵一笑,行,一家半年,不要三天啦五日啦来回倒腾。又说烟钱我还有,每天一包,等我把钱花完了,你们再给。我顺着说那也行,你的钱花完了,再花我们的。

1993年,我女儿松梅照例早上去喊他,先在门前喊了几声爷爷,没有回音,遂推门进去里间爷爷爷爷又连喊了几声,还是没有应答。松梅年龄还小,不知害怕,却也不知为何爷爷不回答,赶紧跑回来告诉我们。我赶忙推门进去,拉开电灯开关,见父亲安静地睡着,被子丝毫没有凌乱,脸上很平静。我用手在他鼻子上试了试已经没了呼吸。终年78岁。

唉,对现在的年轻后生们而言,这些老掉牙的故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确实是真的,想起来都心酸。再看看现在人的生活,真是没法比没法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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