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外邦人”眼中的大观红楼　他领会的首先是这个

核心提示：提起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这位曾经被钱锺书称作是美国明清文学的研究者“公推为同辈中最卓越的学者”，有的读者或许会感到陌生。也有的读者比较熟悉，读过他的那本《中国叙事学》。

浦安迪（Andrew H. Plaks）, 著名汉学家，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学、叙事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西文学文化比较等。代表著作有《<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叙事学》（本书用中文撰写）、《<红楼梦>批语偏全》等。如今他在希伯来大学一方面致力于将犹太经典《塔木德》转译为汉语，另一方面则将中国古代典籍如《红楼梦》转译为希伯来语，为中犹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提起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这位曾经被钱锺书称作是美国明清文学的研究者“公推为同辈中最卓越的学者”，有的读者或许会感到陌生。也有的读者比较熟悉，读过他的那本《中国叙事学》——该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并进一步阐明了它与世界其他各国叙事文学的关联。

虽然《中国叙事学》中也有小部分章节提及了《红楼梦》，但浦安迪的成名之作是一部红学研究著作，即他的博士论文《<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197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风靡一时，影响颇大，一举奠定了浦安迪在海外红学界的地位。周汝昌对它给予了首肯，钱锺书也曾向国内学者引介过此书，认为它的研究角度新颖独特，相当有学术价值，而且“它表示中国文学研究已不复是闭关自守的‘汉学’，而是和美国对世界文学的普遍研究通了气，发生了联系，中国文学作品也不仅是专家的研究对象，而逐渐可以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品成为一般人的文化修养了”。只不过，在四十多年间，该书的中译本一直没有问世，令不少读者引以为憾。

近日，《<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中译本首次出版，填补了这一长久的缺憾。虽然这本书成书于四十多年前，但浦安迪从未间断过对《红楼梦》的研究，随便拎出一个章节或者一句对话，他甚至都还能说出其所在章回，如今更开始致力于《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并称翻译《红楼梦》令他觉得“非常快乐”——若不是十分的钟爱，也许难至如斯境界。

尽管已是一位博通中国文化的学者，浦安迪始终保持着十足的谦逊和谨慎，称自己为“外邦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恐仍有颇多不如初学小儿之处”，以外国学术界的眼光来治中国文学遗产，以期“略补国内学者和读者的看法”。在众多文学奇珍中，浦安迪独对《红楼梦》的特加青睐佐证了该书的魅力。透过一名“外邦人”的眼睛，身为中国读者的我们也获得了一次宝贵的“故园重游”的机会，得以欣赏大观红楼中那些可能被忽略了的景致。

他领会的首先是中华文化

浦安迪开始着力于阅读《红楼梦》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学习汉语期间。那时，凡是立志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学子，“均视《红楼梦》为非攀登不可的珠峰，不顾语言能力、人生经验的不足，而急于投身到这一险峻的挑战中”。幸而，当时的台大国文系有几位“饱学老人”，浦安迪得以坐在他们的脚下，“一句一句细读《红楼梦》的原文，慢慢熟悉该书独特的多层文艺内涵”。

《<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中的“原型”并不是要揭示人物的本来面目，也非指代《红楼梦》一书的初稿或抄本的原型，而是一种特定的学术用语，取自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用来表达蕴含在某种文化表现里的内在思维模型”；同样，“寓意”指的也是一种特定的修辞手法，西方文学常用此语来阐释某些古典作品里隐秘着另一层思想内容。

虽然浦安迪运用的是西方理论，免不了令人产生方枘圆凿问题的担忧，但乐黛云教授如此总结道：“他绝不将某种分析模式强加于中国文学，而是将中国文学置于非常丰富的世界文学发展脉络之中，从多种角度加以欣赏和分析，因而能开辟出许多新的视域和趣味。”

周汝昌对此书的“文化立意”也十分看重，他曾说，浦安迪对《红楼梦》看见的不只是文学的“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他从中领会的首先是中国文化，意在结合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来探索它的根本点，在研究方法上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周汝昌还曾在自传里记叙过和浦安迪1987年在美国的交往：“忽有学友浦安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讲《红》（《红楼梦》），这是美国数一数二、几乎压倒哈佛的名校，我却愿意去看看，于是商量讲什么题目，浦先生喜欢听我讲《红楼》的结构学……”文末赋诗曰：“夏唐名士亦鸿儒，浦氏华文能著书。天下奇才何可记，为《红》不碍笔殊途。”这里赞赏了浦安迪对汉语、中华文化的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