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出生人口数据喜中有忧

核心提示：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特别是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比重继续上升，“全面两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这一现象令人欣喜。2017年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信号。“全面二孩”政策是我国生育政策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目前已取得初步效果，但我国生育率的低水平状况依然严峻。

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特别是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比重继续上升，“全面两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虽比2016年小幅减少，但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

人口问题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问题也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均出现重要转折性变化，在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诸多新问题和潜在风险形成的挑战已不容回避。目前，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全面二孩”于2016年起正式实施，这一政策确实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后，两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明显增加。事实上，“全面二孩”落实之初，一些专家对此并不看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这项人口政策调整并不能扭转人口出生低迷的趋势。之前，一些地区对生育意愿的调查也显示，在已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中，只有一小部分有生育二孩的意愿，主要原因是现有“一孩”家庭，女方年龄普遍偏大，育龄妇女占比少且必然不断下降。

两年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证明，某些专家的预期过于悲观了。高龄妈妈们带着对二孩的深深渴望，在顽强跨越生育极限的同时，也让“全面二孩”释放出应有的政策红利。

“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这一现象令人欣喜。但调查数据同时显示，在二孩人数增加的情况下，2017年出生人口仍低于上一年，显而易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全面二孩”政策促进了我国人口均衡发展，让我国在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出生人口相对政策实施前有所增加。但是相关数据表明，“全面二孩”政策还不足以扭转我国当前少子化的趋势。

2017年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信号。这表明在生育观念转变、生活压力加大、结婚年龄推迟等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的整体生育意愿正在被进一步压低，少子化趋势未能缓解。如果任由出生人口减少，将直接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比重均不断下降，将使得我国人口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

随着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以及一孩出生数量的下降，在2017年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超过一半，首次形成了“剪刀差”。这一“剪刀差”提醒有关部门，当前不但要继续坚持“全面二孩”政策，而且应尽快出台其他配套的福利政策，让广大育龄夫妇首先“敢于”生下第一个孩子。

“全面二孩”政策是我国生育政策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目前已取得初步效果，但我国生育率的低水平状况依然严峻。我国生育政策在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还必须不断推出必要的补充、配套政策，让生育率保持在合理水平。这将有助缓解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劳动力短缺等潜在问题，保障人口的代继更替平衡，促进经济社会持续良性运转。（评论员 樊大彧）

媒体谈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改革不能停留于生育权扩大

据北京商报报道，2016年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至今已满两年。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二孩”出生数量继续增加且占比过半，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均下降。

“全面二孩”实施两周年了，形势并不容乐观。此前，一直关注人口问题的梁建章和黄文政甚至认为，出生人口低迷比预料的来得更早，也更加迅猛。“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但整体出生人口不升反降，摆在眼前的数字已经敲响了人口问题的警钟。

低生育率对于中国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一言以蔽之。曾经的人口控制理论宣称少生优生会带来人均财富的增加，随着我国由过去的计划经济成功转轨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早已站不住脚。

现代市场经济语境下，人既能消费，也能生产，这些年开始被广泛关注的用工荒，使很多人开始明白，人力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生产资源，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经济才能拥有活力，社会才会有更大发展。国民的富裕与福祉与人口的多寡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取决于经济社会制度公正合理与否。

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参与率下降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劳动力供给不足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经济增长。

劳动力短缺造成工资上涨，而当工资上涨快于劳动生产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必然受到冲击。劳动参与率降低和劳动力成本上涨让相当一部分企业感受到压力。

人口红利消失、生育率临近超低水平、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的人口政策转向、生育政策的调整也是对症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难题。

当“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人们却不愿意生孩子了。在一些人眼中，抛开血缘支配的情感因素，从纯投资收益的角度看，养育孩子更像是一项投资未来的消费，同时以放弃现在消费为代价。

对于很多已婚的夫妇来说，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多种，包括养育成本过高，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等。而对于很多“一孩”父母来说，再生个娃也不仅仅是“再添双筷子”那么简单。

现代经济和城市化要求更细的劳动分工，对劳动力的质量有更高要求，从而推高了家庭的养育成本和教育要求。出生人数低于预期背后的生育低迷，需要生育政策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可调性。生育政策改革不能停留于生育权限扩大，更重要的是生育条件改善和生育成本的有效管控。

扩张的城市，收缩的人口，成为眼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命题。如果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劳动参与率不断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能否弥补人口红利消失的生产力损失？人口问题触碰的是生产关系的平衡，更直接地说，影响的是经济转型能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