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78年2月21日，出土于成都南郊工地的“兽头双耳铜罍”是西周时期常见的盛酒器，它是古蜀发达的酿酒业和悠久的酒文化的实物证据。

1978年2月21日，出土于成都南郊工地的“兽头双耳铜罍”，其牺首有两个兽头。口径38.3厘米，腹径57厘米，足径33.5厘米，高66厘米，是名副其实的“大器”。

1978年2月21日，出土于成都南郊工地的“兽头双耳铜罍”是西周时期常见的盛酒器，它是古蜀发达的酿酒业和悠久的酒文化的实物证据。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段乐园式的生动描述，出自先秦的博物志《山海经·海内经》。另一版本写“都广”为“广都”。“都广之野”或“广都之野”就是成都平原在先秦的称呼。这时候，还没有“成都”这个地名，但已经有了规模不小的城池，有了相应的农业栽培。各种各样的谷物自然生长，无论冬季夏季，皆可以播种。其中菽、稻、黍、稷这些主食的颗粒尤其饱满而味美，被称为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均冠一膏字，“言味好皆滑如膏”，膏者脂也，即猪油。广袤的平原之上，鸟兽成群结队，和睦相处。鸾鸟自由自在地歌唱，凤鸟自由自在地舞蹈，长得像竹子的灵寿树按时开花，其他草木也都葱笼茂盛，常绿常青，就如不会死亡一般。

除了文献记载，还有相应的地下旁证。古蜀之金沙遗址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和众多的野猪犬齿、鹿角、麂骨、水牛角、黄牛角、犀牛骨、马骨等动物遗骸，以及大量的乌木、植物遗存。这些考古资料也证明，三千年前的成都平原呈现出一派森林密布、河渠纵横、动物繁多的景象。在这个绿色天地之中，古蜀先民每日与大自然亲密拥抱，和谐共生，甭提有多自由快活了。

平原边上则为重峦叠巘的岷山，据《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其鸟多翰、鷩。”这个“金”是金属矿物的统称，包括金矿、银矿、铜矿、铁矿、铅矿、锡矿，等等。后来的地方志之祖《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氂、犀、象、毡、毦、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饶。”其中的金、银、铜、铁、铅、锡，均可称之为“金”。

在成都大儒扬雄的想象里，古蜀先民还是“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原始人群，他们是否已经懂得开采这些金矿、银矿、铜矿、铁矿、铅矿、锡矿，并用它们来冶炼金、银、铜、铁、铅、锡，进而熔铸一些容器呢？史籍上虽然没有正面的叙写，但答案却是肯定的。

《华阳国志·蜀志》有这样一句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大意是讲：开明九世，废除帝号，重新称“王”，并开始建立宗庙，把酒叫做“醴”，把音乐叫做“荆”，喜欢并崇尚红色。从这条史料中可以看出，到了开明九世时，古蜀国在礼乐文化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建立起一套为巩固国家政权所必需的宗庙祭祀制度。酒与乐，都是宗庙祭礼中的必备品。中原商代就有了名叫“醴”的甜酒，开明九世“以酒曰醴”，表明古蜀地区不甘落后，也能生产醴类美酒。有了酒，自然得有装酒、盛酒之器。如果说，生活在三星堆的古蜀先民使用的酒器还是以陶质为主（如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之舀酒的陶勺），那么，西周以后，古蜀酒器则步入了它的青铜时代。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即纯铜，又名紫铜，就是铜单质，因其颜色为紫红色而得名）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耐磨、耐腐蚀、色泽光亮等特点，适用于铸造各种器具。而考古发现出土的若干种青铜器，其主要用途之一，便是作为酒器。

古蜀青铜酒器在各地均有出土，大都发现于墓葬和窖藏，主要器类有尊、觯、彝、壶、缶、钫、勺、鍪、罍等9种。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八鸟四牛尊，是古蜀国自己的产品，八鸟四牛，生动可爱，栩栩如生。觯，发现于彭县竹万街铜器窖藏，一件上有“牧正父己”铭文，一件上有“覃父癸”铭文（关中平原西缘宝鸡竹园沟墓地的爵上也有此三字铭文，书写风格完全一致），是古蜀人参加周武王伐纣战争所获战利品。方彝，为中原形制，出土于三星堆二号坑。壶，出于新都区马家乡与成都百花潭战国蜀墓。缶，出于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和新都马家战国墓，风格酷似。钫，同出于羊子山172号墓。勺，成都市三洞桥发掘的“巴蜀图语铜勺”，其图语组合无异于一部绘图版古蜀简史。鍪，战国后出现的巴蜀青铜酒器，亦见于新都马家战国墓。

至于罍，作为巴蜀常见的盛酒器，我们可以多说两句。用青铜所铸造的罍，古称“金罍”。《诗经》里就有对它的特写：“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登上崔嵬的高冈，我的马儿已累得够呛，我只好取出酒器，自斟独酌，借以消解思乡的忧伤。金罍是一种盛行于商周时期的容器，用以盛装酒水，外形似壶，或圆或方，小口、广肩、深腹、圈足，有盖，肩部有两环耳，腹下又有一鼻。大的金罍可以装一斛酒水，也就是十斗。回归中国不久的著名的“皿方罍”，其体量便颇不小。所以，《韩诗》曰：“金罍，大器也。”其器表主要饰有繁缛的饕餮纹、云雷纹、夔龙纹、鸟纹、蚕纹、涡纹等，且多有作为主体装饰的牺首，如牛、羊、象、蟠龙，也有人首。例如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九天开出一成都——先秦时期的成都”展厅展陈的这件西周“兽头双耳铜罍”，其牺首就是两个兽头。1978年2月21日，它出土于成都南郊工地，口径38.3厘米，腹径57厘米，足径33.5厘米，高66厘米，是名副其实的“大器”。细而察之：敞口，翻沿，广肩，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兽首形环耳，圈足外撇。肩部至圈足外侧饰有变形蝉纹等纹样。远而观之，古朴大气，对称端庄，具有鲜明的古蜀风骨。

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1975年出土过一把青铜刀，是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华夏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四川地区或成都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则至少不迟于西周时期，“兽头双耳铜罍”就是其杰出而完美的证物。同时，它也是古蜀发达的酿酒业和悠久的酒文化的实物证据。

无独有偶，1980年彭县竹瓦街窖藏又出土了一件兽面象首铜罍，通高69.4厘米，口径21.8厘米。其纹饰主要为三部分：一是肩部为4个圆形蟠龙和夔龙纹的纹饰；二是腹部4组巨大的夔龙纹，夔龙张口蜷身，四爪分明，其间还各有一个跪坐伸臂、方头双角的祭祀人像；第三部分就是圈足上装饰的4只跪着的牛。据前引《山海经》《华阳国志》，象、牛是古蜀特产，它们连同祭祀人的写实形象一起，描绘了两千多年前的祭祀场景，体现出古代成都地方的浓郁特色，让我们浮想联翩。

成都古人用什么容器盛酒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