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喜欢书,借书、看书,写书、出书,我称得上书痴。然而,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一直是件伤脑筋的事情。朋友来家,坐在哪儿,都会有书占领。

□雪樱

喜欢书,借书、看书,写书、出书,我称得上书痴。然而,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一直是件伤脑筋的事情。朋友来家,坐在哪儿,都会有书占领,转身之间,说不定就会碰倒一摞书,落个满地开花,叫人顿觉尴尬。而晚上睡觉,倘若来个大翻身,极易发生“坍塌”事件,床头上堆成小山的书堆,稀里哗啦滑落下来,深更半夜,心怦怦直跳,开灯后母亲少不了一顿埋怨,而我无言以对。

不足十五平方米的陋室,就是我的全部,有多少灵感扼杀在狭促空间中,就有多少次的懊恼、琐碎和委屈。读过《私信中的汪曾祺》后,我获得诸多安慰,不只是文学创作上的取经,更多的是朴素天真的生活态度。38封信件,勾画出最生动的汪老精神光谱,也从“汪味”中品读世道人心和生命滋味。

什么是“汪味”呢?诗评家叶橹认为:“汪味是一种氤氲在生活中的氛围,是一种无处不在而又时刻影响渗透在人们灵魂中的东西。像《异秉》中那些琐碎的言谈和幽默戏谑的结尾,《受戒》和《大淖记事》中诸多生活习俗的白描,《岁寒三友》《徙》中的古典优雅乃至忧郁伤感的情怀……汪味的艺术特征是一种平易淡雅中的刻骨铭心,没有对于生活的深刻体察和体验的人,是不可能品尝出个中滋味的。”

在我眼中,“汪味”就是汪曾祺先生的生命底蕴。且看他的创作心路,19岁离开家乡高邮,前往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上世纪50年代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直到42岁,才有机会回老家探亲。创作伊始,他的作品先后遭遇退稿与无处可投的困境。后来,《受戒》发表,他迎来创作的高峰期,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约稿者络绎不绝。但是,汪曾祺从未忘记家乡,“我在外面这些年,经常关心的是一件事,是我的家乡又闹水灾了没有。”心中的思恋像一根红线,牵扯着他的视线,往返于北京与高邮之间。

汪老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86岁高龄的继母任氏娘,他不顾亲友们的阻挡,长跪不起,“起来吧,你已有儿孙辈了,还要行这样的大礼?”继母说道。他却说,“我是常出远门多年不归的人,这是规矩。”这一跪,跪出千万浓情化不开,“我对任氏娘很尊重,因为她伴随我的文字度过了漫长的很苦的沧桑岁月。”拳拳孝心,连着血脉,直抵灵魂。

汪老对文学新人的扶持,就像邻家大伯对侄儿的关怀,那么家常与平易。有个叫陈海鹰的人,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汪老的书,市面上没有买到,他给出版社写信发牢骚,汪老得知后给他寄去,“我所有的书都已经陆续送人了,只剩下一本我原留着‘做种’的,先送给你,请指正。”

在与陆建华的信件中,关于写作心得,汪老毫无保留又恳切热忱地回答。比如,“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伤感主义,这样才能写成小说。”再比如,“我只是觉得写什么都要真情实感。散文要控制,要美,但要实在。写散文要如写家书,不可做作,不可存心使人感动。存心使人感动,读者一定反感。”当谈到自选集出炉的时候,他的严谨治学更是让人敬畏,“我的自选集不是选出了多少篇,而是从我的作品里剔除了一些篇。这不像农民田间选种,倒有点像老太太择菜。老太太择菜是很宽容的,往往把择掉的黄叶、枯梗拿起来再看看,觉得凑合着还能吃,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常言说,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是这样。”

就是这样一位淡泊名利、乐观有爱的文人,他的住处却十分寒酸。他的住所是爱人单位分配的,共两间房,一间为客厅,另一间不足7.5平方米,用他女儿汪明的话说:“如果有人喊你,千万注意慢慢回头,不然的话,动作大了,肯定会碰翻一大堆什么东西。爸爸在这样的环境里,常常是脑子里有了文章,没有地方下笔,像只老母鸡似的转来转去找窝下蛋。”“寄居蟹”式的住房,汪老没有半点抱怨,而是随遇而安,持守初心,“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丢失对于生活的爱。”

“汪味”是生命的况味,苦中作乐,天真无欲,氤氲出酸甜苦辣与喜怒悲欢,就像汪曾祺的自嘲,“我在构思一篇作品时,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南面王不与易也。”自得其乐,至高境界。这种审美高格和艺术追求,成就他的文学之路,也是我不竭的动力和文学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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