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一层，多了一间图书馆：“国卿传记馆”。这家传记馆陈列了一万七千多本人物传记，其中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经济学家以及军事将领等诸多方面。

位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国卿传记馆

国卿传记馆里的藏书

最近，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一层，多了一间图书馆：“国卿传记馆”。这家传记馆陈列了一万七千多本人物传记，其中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经济学家以及军事将领等诸多方面。与众不同的是，这家开放没多久的图书馆，图书来自一位民间藏书家的毕生收藏。他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在潘家园旧书摊收集传记书籍的蔡大成先生。因为从小在图书馆里长大，蔡大成对图书馆有着独特的感情，创办一家图书馆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开始了相伴一生的图书收藏生涯。

往返一百四十里只为买书

来到传记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国卿传记馆”的匾额，为何叫“国卿”？“国”和“卿”分别取自蔡大成先生父母的名字，另外，“卿”乃是对人的尊称，“国卿”二字合起来，又有“凡来借阅者皆嘉宾”之意。

走进馆内，只见靠着三面墙摆放着长长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籍。这些人物传记的书籍，依据人物的社会身份大致划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十大类，既有现当代历史上的人物，还有古代历史人物的传记，有最近出版的，也有珍贵的旧版本。另外还有早期出版的外国名人的传记。

坐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内，蔡大成将往事娓娓道来。蔡大成1955年出身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副馆长，他从小就在图书馆的书库里转悠，时间久了，他对于书的位置熟稔于心。有人来借阅图书时，不知道某本书的摆放位置，蔡大成却能迅速帮人找到那本书。或许正是在那时，图书馆之梦在少年蔡大成的内心撒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1975年，蔡大成来到延安插队，就是在那个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他开始了倾注一生的购书和藏书事业。每天能挣点工分，再加上父母的补贴，有点闲钱后，蔡大成就会到县里的新华书店买书。他依然记得自己收藏的第一本书：《拿破仑一世传》，“当时特别兴奋，花了我3元钱，这是我买得最贵的书，要知道，我当时一天工分才有7分钱，而且来回一趟要走140里地。”

1978年，蔡大成到西北大学经济系读书，此时，他开始有意识收集经济学家以及科学家的传记。1980年4月，两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巴丁到西北大学作学术报告，蔡大成拿着一本记有巴丁教授的诺贝尔科学家传记集《科学界的精英》找他签名。没想到，巴丁教授签完名后问蔡大成，书里哪一段讲的是他。当时的蔡大成既激动又紧张，翻了半天也没翻到那一段，尴尬不已的他转身就跑了。至今回想起那一幕，蔡大成多少有些怅然，“巴丁教授不会以为我是为了骗他签名而随口胡诌的吧？”

没过几年，蔡大成回到北京了，买书、读书成了他最大的爱好。是那会儿工资不高，再加上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地方放书，“只好压抑自己的购买欲望”，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积攒了几百本人物传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蔡大成转型做了一名律师，后来分了房子，也小有积蓄，工作之余，他开始自由地购书，此时潘家园书摊成了他的首选之处。

一次买下一百本合集

国卿传记馆开张半年多，蔡大成的一些好友会来这里看他。此次与记者同行的还有一位蔡大成的好友：“潘家园老彭”。老彭也爱逛潘家园，多年前，他常在潘家园书摊上碰见蔡大成，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朋友。老彭打趣地对记者说，别看蔡大成这会穿得特别体面，淘书时，他可是蓬头垢面的，“手都是黑的”。蔡大成听完，脸上浮现出小孩般真诚的笑容。

对蔡大成来说，在旧书堆里“淘宝”的感觉令他倍感亲切，到潘家园淘书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每周六7点多钟，蔡大成就会“如约”来到潘家园旧书市场，在旧书堆里，花一上午，挑出二十来本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带着满心的欢喜和沉甸甸的书，回到家里，手不释卷地读起来，几十年如一日。即便如今已退休，蔡大成仍然坚持这个习惯。

在数十年的潘家园淘书生涯中，有不少难忘的记忆：有如获至宝的兴奋，也有诸多难以释怀的遗憾。蔡大成说，对于传记的版本，他并不是特别留意，只要内容有趣，就会买下来。不过，书买得多了，看得多了，对于哪些版本比较珍贵，他也会有大概的判断，因此常有“捡漏”的喜悦。三四年前，他在潘家园一家书摊上看到一本《包惠僧回忆录》，巧的是，那段时间蔡大成一直在找中国共产党早期争议人物包惠僧的资料，而且他也了解到曾公开发行过包惠僧的回忆录，只是发行的数量极少，市面上极其少见。所以，当他看到这本书时，毫不犹豫就买了下来，这本书也成为他的“心头好”。另外，还有一本《黄慕兰回忆录》（中国共产党早期女特工，2017年初去世，享年110岁），他买的是第一印第一版，如今颇具收藏价值。

提及淘书过程中的遗憾，蔡大成至今仍对一本书念念不忘。在旧书摊，港台版的人物传记是比较受欢迎的种类，蔡大成对这类书也非常关注，只要不太贵，他就会买下。五六年前，他看到一本港台版的关于国民党将领何应钦的传记，书本制作精良，内容丰富，他爱不释手。问老板价格，老板告诉他：50元。蔡大成当时犹豫了一下没有买。结果，等第二次去的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本书。现在想起来，蔡大成依然觉得非常懊悔：“你说当时为何就那么在乎这50元钱呢？”

逛旧书摊逛得久了，蔡大成更加在意“淘”的过程，如果是成套的书籍，他会设法在旧书摊上凑齐。有一年，他在书摊上看到了中华书局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这一套回忆录共十三册，以非常详实的史料展现了“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经历，他特别喜欢，于是每次逛潘家园，就特意留意这套书，经过长时间的收集，终于凑齐了其中的十二册。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他发现这套回忆录的第十三册是索引，蔡大成当时觉得没有太大的价值就没有买，现在回想起来，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如今十二册深蓝色封皮的《顾维钧回忆录》，被蔡大成放在“国卿传记馆”的小柜子里珍藏。在这个小柜子里，还有他最得意的“镇馆之宝”——1957年版的全套二十册的《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大家打趣地问能卖多少钱，蔡大成微微一笑，“市值也就2万左右吧。”

后来，在淘书时，为了不留遗憾，蔡大成会“财大气粗”地将一些合集“包圆儿”。他走到书柜，指着一字排开的《文史资料特辑》，兴奋地讲起了当年的故事。几年前，他在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一套《文史资料选辑》，与众不同的是，这套书从1至100册，非常完整，一本不缺，蔡大成登时就心动了，他问老板多少钱，老板喊150元。蔡大成毫不犹豫，乐呵呵地掏出150元，把这套书拿下。

捐出两万藏书后仍不忘买书

数十年的藏书生涯，蔡大成总共收藏了两万多本人物传记。此时，心中的图书馆之梦，也开始变得强烈而清晰。诱发这个梦想的，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这么多年不停地“买买买”，书没有地方放。蔡大成住的地方是一间复式楼，楼上有个40平方米的小屋，虽然可以放一些书，但随着书越来越多，放书的空间越来越少，他甚至担心这些书把楼板给压坏了。

因为时刻担心书没地方放的经历，这位西北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一个时代的书价是否便宜，与那个时代的房价有关联。因为人们买了足够多的书之后，就要辟出空间来放书，这个时候，就要用房价来衡量这些书的市场价值。蔡大成说，“经过我的测算，如今一本五十元的书，真正的价值在六百元左右。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人们的工资大幅提升，但仍觉得书不便宜的原因。”

2014年，考察了一圈后，蔡大成来到房山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间，办起了社区公益图书馆，此时，令他魂牵梦绕的图书馆之梦，终于走入现实。蔡大成将他收藏的两万本书仔细分类，制定借阅制度，并聘请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提供阅读服务。这一新奇的做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小区里的人都喜欢来这里读书，有些家长还会带小孩子过来玩，后来，蔡大成特意购买了一些绘本放在图书馆，以供孩子阅读。

尽管如此，蔡大成还是觉得，社区图书馆离自己真正的图书馆之梦还有一点点距离，因此在开办一年后，他谋划着找另一个地方开图书馆。正在这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一个几十年没见的朋友联系上了。而那个朋友正是永源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他告诉蔡大成，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也在收集关于人物历史方面的书籍，蔡大成思量再三，2016年春，他将自己藏书中的一万七千本人物传记捐给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四千本经济类书籍捐献给国家行政学院。口述历史中心也特意腾出一间数百平方米的房间，并以“国卿传记馆”为名，陈列他的藏书。经过近半年的整理和分类，2016年年底，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国卿传记馆”正式向人们开放。

如今，看着国卿传记馆宽敞明亮的空间、整齐码放的书籍以及人们在此络绎不绝的身影，蔡大成心里充满了欣慰，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理想中的图书馆就是这样的。虽然这些书的扉页都印上了口述历史中心的藏书章，但蔡大成将自己所藏图书分享给众人的激动，却没有丝毫的打折。他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帮助“国卿传记馆”充实更多的传记图书。

在踏出国卿传记馆大门时，蔡大成回头望去，不禁连声称赞：“真好！”说毕转身离去，他突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轻叹一声：“又得去买洗衣液了。”一行人不解，问买洗衣液是何掌故，蔡大成像孩子一样笑了：“超市里买洗衣液能送买菜的小推车，这个小推车是我近几年买书的主要运载工具，可是这些推车的车轮特别不耐用，没使几下就坏了，我已经用坏七八个了，这几天又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