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提起粮票,现在的孩子大都不知所云。但在我小的时候,粮票之于每个家庭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买面、买粮要粮票,去副食品商店买点心要粮票,更不必说出门远行了,必须带足了粮票,否则,拿着钱也买不到食品。

□王淼

提起粮票,现在的孩子大都不知所云。但在我小的时候,粮票之于每个家庭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买面、买粮要粮票,去副食品商店买点心要粮票,更不必说出门远行了,必须带足了粮票,否则,拿着钱也买不到食品。

粮票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种,面额则从一两、半斤,到五斤、十斤不等。全国粮票不用说了,自然是全国通用；地方粮票则五花八门,不仅印制的形式花样繁多,面额也各有不同。粮票虽然只是购粮的凭证,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且不许在市场上买卖流通。但在我上初中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粮票不仅可以直接交易商品,而且粮票本身也可以私下买卖,甚至每张面额不同的粮票都有不同的明码标价。

我从小喜欢读书,初中时已算是一个资深的爱书人了。当时与我同样喜欢读书藏书的,还有一位名叫赵飞的同班同学。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我和他自然非常要好,我们一起泡书店,交换各自的课外书,语文成绩也差不多,在班级内都是遥遥领先,只是理科学得一塌糊涂,也就是一般老师形容偏科学生时所说的“瘸腿”吧。

那时候买书,最让我们作难的,首先是没钱。我的父母和赵飞的父母工资都不高,他们养家尚且捉襟见肘,偶尔给些零花钱,当然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对书的占有欲。而谎称“学校要收什么费”,一次两次还管用,用得多了,也总有露馅的时候。所以,书店不进新书,我们常常盼着,一旦书店进来新书,又会陷入无钱购买的尴尬境地。情急之下,不免东挪西凑,只要一书到手,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但即便如此,仍然还是会与许许多多喜欢的书籍失之交臂。

应该是1979年冬天吧,我们盼望很久的一套书——魏巍的《东方》终于在小城的新华书店上架了。一套三册,当时的定价只有两块三毛钱。但是,两块三毛钱对于我和赵飞,却已经是一个不菲的数目了,我们分头筹措,最终所获寥寥。正当我感到一筹莫展之际,赵飞突然跑过来告诉我:“别愁了,我家有全国粮票。”“全国粮票能当钱用?”我还是半信半疑。“你就别管了,看我的。”赵飞很自信地说道。

原来,赵飞此前不仅已经侦察好家中放置粮票的地方,甚至连销售的渠道也打探得一清二楚。那是一张面额五斤的全国粮票,据赵飞说,可以卖到两元钱,而余下的三毛自然好办。傍晚时分,我和赵飞小心翼翼带着粮票,来到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守候。果然,不大一会儿,便有一个中年男人过来和我们搭讪。他带我们走到暗影处,并用手电筒仔细审视了我们所带的粮票。经过一番简短的讨价还价之后,这张面额五斤的全国粮票最终以一元八角的价格出手。回忆彼时情境,与我经常在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工作者之间接头的情节约略仿佛。

但不管怎样,《东方》终于到手了。我不知道赵飞是否因此受到父母的责骂,但那套《东方》却着实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有了这次经历,后来在外地上学,我还如法炮制,偷偷卖掉了家中所藏的国库券,从而获得一套装帧精美的《全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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