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很多人认为钱先生怪，其实钱先生一生俭朴，语言也简洁，文字更加吝啬，他是一个不愿意浪费一分一秒的人。掌握这个概念，就可以知道钱先生的很多行事并不是怪，他就是这个习惯。

1990年秋，钱、杨二位先生看望院计算机室工作人员，该办公室紧邻院报告厅。左二为栾贵明，右一为田奕

钱锺书、杨绛先生学部的宿舍平面手绘图，《管锥编》即在此出世

钱锺书写给院领导的信

口述：栾贵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采访：本报记者 王勉

“你的老师不是我 是图书馆”

（初春三月，在房山区长阳镇扫叶文化公司的院子里，花卉悄悄地绽放。大病初愈的七十多岁文化学者栾贵明笑意盈盈，一落座就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您是怎么和钱锺书老师相识的？”）

1964年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全班二十几个同学只分了我一个。我特别高兴，因为知道钱锺书在那儿。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他很多东西，在北大的五年又把中文系图书馆钱锺书名下的书都读了，《围城》、《谈艺录》、《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都不是读一遍，很崇拜。

毕了业到文学所我就想找钱锺书。很快，有一天偶然碰到他，他略问我一些就说出了我的全部家世，我一点儿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的。钱先生说，可以星期二上午到图书馆找他，他一定在。下一个周二我果然在图书馆找到他。他已经早到了，一个人站在书架前看书呢（笑）。（“看的什么书？”）看《丛书集成》。

我就向他借书。他说：“你误信了，我没有写新书。”我说钱先生您得多指点我。他说：“你的老师不是我，是图书馆，你就经常到文学所的图书馆来看书。”

所以1964年冬，四清运动之前，我就在文学所的图书馆里看书。钱先生后来指着一部书说：“你就看这部书。”我以为他是随便指的，后来知道不是，他指的是《太平天国史料》，就是罗尔纲编的那六册。他说：“你争取看，看完再去下放。”

我在文学所工作38年，跟随钱先生34年半。（“干校的时候在一起吗？”）也在一起。（“据说钱先生不会划火柴？”）钱先生不会干活，在干校让他烧茶炉，他不会划火柴，更不用说点火和封火了，真把钱先生难死了。我在旁边看着不敢帮，帮了就得被叫到连部去批评教育，会被说“你干吗？那叫思想改造，知道吗？你帮他干活你也帮他改造啊？”后来钱先生会划火柴了，60多岁的时候。在干校还让他取信件，那时候他走路很快，疾步如风。

在干校，他还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之前他比较担心安全问题，但我整天盯着他，我们睡在一个大宿舍里，什么事我都看着呢。后来钱先生从干校提前回来，比最早回来的那几批晚了五个月。本来国务院是要调他回来，但干校就是不让他走，所以钱先生是第四批回京的。

“我不想当政治家时间就是我的生命”

（“他在干校那儿状态怎么样？”）钱先生当时不想什么，常和人聊天。他能和所有的人聊起来，一说话就围一堆人。一些人对钱先生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和攻击，但是当面都不敢。钱先生太风趣了，有时说话也噎人，但说得很巧妙，不得罪人，噎的基本是和他同辈的学者，都不是他的对手。还动不动就给人起个外号，很写实的那种，一叫全连就知道了。但是对晚辈他是非常爱护的。

（“打五一六运动时把钱先生卷进去吗？他有事吗？”）钱先生绝对不会有一丁点儿事。他说得很清楚，他说：“贵明，咱们不当政治家。人各有各的行业，非让木匠去打铁，打得好吗？我现在是搞文学的。”

钱先生也不可能当右派。他还劝过他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1957年3月，他就给他父亲写信，说：从今以后应闭上嘴。他父亲当时在武汉。老先生忍不住，左想右想：让我不说，没让我不写呀，就写了万言书。到10月份，结果还没宣布，老人家就病逝了。

钱先生也对文学所的人说过不要多说话，劝告过不少人。钱先生不是搞政治的，但是他明白得很，他也有反对意见，但是他认为社会进步是缓慢的，只要有推进就可以。他认为：“我没必要说，因为我不想当政治家。我说了会耽误我很多时间，我的时间就是我的生命。我要把天下的书都读尽，把中国文化看透，把西方文化也看透。”这是他的逻辑，一生如此，事情他都清楚得很，可说可不说的他都不说。他始终说：“我不想当政治家，当政治家就要做好一切准备，可是我没有这个技巧。我想做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事情。”钱先生是这样一个人。

很多人认为钱先生怪，其实钱先生一生俭朴，语言也简洁，文字更加吝啬，他是一个不愿意浪费一分一秒的人。掌握这个概念，就可以知道钱先生的很多行事并不是怪，他就是这个习惯。

他唯一一次发火 因为我拆了他的门

（“请您说一说钱先生80年代就任社科院副院长时的情况。”）钱先生当副院长的条件是不要秘书，不要陪伴的工作人员，不要汽车，不要办公室。我一听说就说不能不要汽车呀，我总骑车带你太不安全了。（“骑车带钱先生？”）“文革”期间带钱先生看病，那时候他60多岁，住在学部大院，生病多，发高烧，气喘。我那时30多岁。他一病，我就接他去医院，路不远，就是去同仁医院。他不会像好多人那样等骑车人骑起来再跳上后座，病着更不可能了，所以总是他先坐上我再蹬起来。钱先生不是很沉，比起文学所其他领导好带多了，骑起来不太费劲，但是我带钱先生真是万分紧张啊，主要怕把他摔了。

（“您和钱先生相处这么多年，有不愉快的时候吗？”）我和钱先生有缘，知心，很多事不用废话，互相就明白了。钱先生有一个书桌，抽屉坏了好几个，底儿掉了，每次去我都得帮他掏抽屉，放进去的东西都漏下去了。好几次专门为这事叫我，说让贵明来给我掏抽屉。

那时候我写《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得了一些稿费。这套书钱先生也费了好多心思，是他用心血指导我做的，但他一定让我署名。这些稿费我如果给钱先生他会不高兴，会恼火生气，所以我就给钱先生买了一套《全唐文》。

之后我又到友谊商店，买了一对沙发、一个茶几和一个书桌。我带了三个人用车把东西搬到南沙沟。那张桌子特别好，后来钱先生一直用，他故去后杨绛先生接着用，现在在故居里。但是有一点儿大，左挪右挪都差一点儿进不去屋，没办法，只好商量着把门拆了。拆门的声音比较大，钱先生听见就出来看，看了一下，一句话没说，一转身回了自己屋，“砰”一声把门撞上了。杨先生说：“贵明，这回你捅娄子了，你钱先生火了，你看着办吧。”

我赶快推钱先生门，一推，锁上了，怎么说也不开门，就这么20分钟，我们赶快把门装上。后来我说：“钱先生，您再不出来我们中午在您这儿吃饭啊。”钱先生说：“没你这么不要脸的。”然后把门打开了，烟消云散。这么多年他唯一一次发火，那次把我吓坏了。

事情过后我再去时，钱先生说：“贵明，咱们是知心的人，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干。”我一听这还是对拆他的门不满意。杨先生在旁边就说：“人家辛辛苦苦给你买来，你看你发这火。”我说：“杨先生我绝对不冤。”钱先生说：“贵明，你记仇吗？”杨先生说：“栾贵明是有名的不记仇。”（“杨先生打圆场。”）是啊，因为杨先生知道我在文学所为钱先生的事被冤枉从来不言语。

《四库辑本别集拾遗》我写了一篇2万字的序，钱先生给缩写为800字。（“您觉得改得好吗？”）好啊，都是精华。曾经有一位研究汉学的美国客人特意来找我，说他看中国大陆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一篇800字的是最好的。但钱先生也一再说：“没有你的两万字，我写不出这800字。”800字小文主要是用几个观点对《四库全书》做了一些评价，写得非常到位。

1949年以后，钱先生的后34年，做了多少事情啊！最大的事，用了12年时间，也就是1952年到1964年，翻译了《毛泽东选集》。我最近在收集资料，读到其中一条特别感人。有一位德国人，中文很好，他读了中文本的《毛泽东选集》，他讲，我怎么觉得它的英文翻译那么好啊！我没有看过那么好的英文，甚至比英国人的英文还要好，你们作为中国人知不知道？我当时就是一愣。（“钱先生自己怎么看《毛选》的翻译？”）他说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别人谁也做不到。现在有种说法说钱先生没有翻译著作，我觉得是非常不公正的，《毛选》英、法两个版本都是他定的稿，后来《毛主席诗词》也是他翻译的。

《管锥编》的诞生地

现在成了报告厅

（“钱先生的《管锥编》是在社科院学部的住所里完成的？”）是的。你知道60年代有一段时间有所谓的“掺沙子”吗？就是一个单元里再住进一户人家，钱先生、杨先生也遇上了，后来就产生了矛盾，吵起来了。我在事情发生的三四分钟就到现场了。这件事发生的原因，他女儿钱媛未必知道，我是知道的。钱先生自己认为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事，后来被炒得很严重，其实根本不成为个事，后来杨先生接受了大家劝告，从自己集子里删掉了那篇文章，但也不是表明学部文学所没有过错。

这件事后钱先生搬到学部大院，房子不大，十几平方米，中间用布帘做了隔断，厕所是公用的，条件很差，从1973年12月到1978年。那个地方后来被拆掉做报告厅了。（“要拆掉的时候，您提意见了吗？”）我也是说说而已。我说你们真舍得，这是《管锥编》出世的地方啊。现在报告厅主席台的位置差不多就是钱先生写《管锥编》的地方。

（“《管锥编》出版顺利吗？”）不顺利呀，《管锥编》的出世可以说曲折而困难。《管锥编》的手稿摞起来有半人高，都是钱先生自己誊写的，后来交到中华书局。（“《管锥编》的校样钱先生看过吗？”）校样钱先生看过，稿子没再见了。我现在正写《大书出世》快完成了，中心内容就是环绕着《管锥编》写的。

（“对《管锥编》的产生年代也有过一些讨论。”）是。《管锥编》最开始叫《管锥篇》，大家认定是“文革”以后钱锺书完成的稿子，这是错误的。这个我有很清楚的记录。钱先生1972年3月12日回到北京，《管锥编》的第一个字是从14日开始写的，到1975年年底，稿件完成。《管锥编》是完成于“文革”中的。

一个数学只考15分的人

带出一个计算机项目？

（“钱先生晚年领导学生做了中国古典数字工程？”）1984年钱先生提到数据库想法的时候，我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钱瑗那儿。钱瑗到英国做访问学者，写信时就向钱先生介绍了英国的莎士比亚系统，回国后说得更详细，说英国那边要查莎士比亚，用电脑检索，查什么有什么。这是钱瑗带回来的第一号新闻，一下就把钱先生迷住了。

而当时我们正遇到困难。1982年钱先生决定上马一部《宋诗纪事补正》，选入宋代近三千多位诗人的佚诗，收集起来很难。1982年钱先生把这件事交给我，我做到1984年，做不下去了。钱先生说我给你想个办法，咱们用电脑吧。我说什么叫电脑？

钱先生和我说的事在我这儿从不过夜的。当天下午我就沿着三环路骑着车找，在人民日报社的路口看到正有一个电脑展览会，是保定计算机厂举办的，很小型，就几间办公室似的屋子做展厅。他们在那儿开展览，没人看，我去了，问得还很详细，当天我回家已经夜里11点了，到家门口看见三个穿着黑衣服的彪形大汉，吓我一跳。其中一个说：同志您不认识我了？原来是保定计算机厂的。白天他们看我问得仔细，又是社会科学院的，就来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我把他们让到家中，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之后就达成了协议，他们说没钱不要紧，可以先借给我一台电脑，他们帮忙安装。那时还没有PC机，装的是一台苹果系列的，软盘外置，第一个硬盘只有10兆，当时价值五六万元，放在我家里。

社科院的很多人都有过疑惑，说钱先生一个数学只考15分的人，怎么可能出一个关于计算机的项目？我们因为和钱先生交往很多，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真正做过文献整理的人，太知道电脑是可以帮助他的。

钱先生后来说过：“贵明，你们做下去吧，我不能陪你们到底了，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遇到困难时你们总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自然会有天兵天将来助你们。”文学所年轻人田奕9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叫《电脑里的唐诗》，钱先生在文末加了一句话：“能帮助人的电脑需要人的更多帮助。”很多人不理解，其实真的是最简单的真理，到现在还有人不明白。

钱先生立了做数据库的十大原则，最有名的一条是：你们只能做裁缝，不能做外科医生。他说中国搞古文献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表现自己，你们一定要素心。

（“钱先生看到数据库的成果高兴吗？”）特别高兴，这个项目获得了90年代国家进步奖，我们还培养了一支队伍做这个事，在钱先生口中是“咱们的事”。他特别高兴，还给院里大领导写了信。

2007年我们成立了扫叶公司，是自筹资金，现在有20人左右。“扫叶”的由来，一是源于钱先生所说的“扫叶都净”，另外是行内话“校书如扫落叶”，还有，我们希望把散落在文献中的典籍像扫落叶一样一片一片扫起来，收集起来。现在学生们就根据钱先生的思想稳步前进，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我们觉得每一字一句、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感谢钱先生。钱先生的智慧和品格，三十多年一直支持着后继者。

临终

钱先生准确的故去时间是1998年12月19日清晨，在北京医院。那一夜我没睡，一直在他身边陪着。因为首先我得看着不能给老爷子做气管切开，这是他生前一再嘱咐的。（“钱先生生前都做了什么嘱咐？”）很多细节都有嘱咐，比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还让我打听过骨灰都有什么处理方法，我打听了，告诉他有哪几种，他说他要跟大伙的麻袋走。

（“钱先生当时生病的情况怎么样？”）他到最后还有五个多月时说不了话了，靠眼神交流。（“脑筋清楚吗？”）脑子一直清醒，就是说不了话或者懒得说话。

去世当天凌晨2点他的心脏就已经时断时续了，有五六个大夫和护士一直在。田奕白天就和我说：我今天感觉不太好，您是不是去看看？然后就把她手机给我了。（“钱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就告诉杨先生了？”）我用这个电话陆续向南沙沟汇报，去世的消息杨先生是早上才知道的，我们给家里打电话，阿姨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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