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8日国家卫计委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该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针对“代孕将合法化”的话题表示，下一步卫计委将根据相关法律，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群众获得安全、规范和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大幅增加。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50%的女方年龄在40岁以上，有些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代孕将合法化放开”的传言，引起了社会关注。

在8日国家卫计委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该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针对“代孕将合法化”的话题表示，下一步卫计委将根据相关法律，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群众获得安全、规范和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

毛群安表示，代孕是一个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复杂问题，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对参与代孕的机构和人员进行处罚和刑罚。国家卫计委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近几年在执法过程中与相关部门携手也查处了一些涉嫌从事代孕违法违规的案件。

对于有些因为身体或者年龄原因而生育无望的夫妻来说，代孕能满足个人的生育意愿，为何国家对此明令禁止？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教授指出，能够自然生育的人能决定是否生、何时生，但需要医学辅助生育的人的生殖选择比较有限。代孕作为人工生殖辅助技术之一，可以满足某些家庭的生育意愿，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项社会建制，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永远存在控制使用的问题，而代孕商业化的风险也在于当一些人缺少经济来源时，通过给富裕的人群生育获取报酬。这样的代孕辅助生殖技术使用，会进一步扩大社会中业已存在的贫富之间不公正。因此，商业化的代孕是得不到伦理学辩护的。

翟晓梅表示，由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关系到有关个人、家庭、社会以及下一代的健康和利益，世界各国大多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条例和法律来规范这类技术的使用。另外，在提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时，特别是这项技术供不应求时，就会有在申请人之间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那些不育症患者比一些并非不育但贪图技术给个人带来方便的人更有权利获得这种服务，因为前者的需要是更为基本的需要，与修补正常功能障碍直接有关。选择的其他因素还有夫妇已有孩子的数目、对接受者的健康风险有多大等。这些考虑都是基于对未来孩子的利益、孩子父母的利益的考虑，也基于公平分配的考虑。

代孕不仅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也会给社会管理带来挑战。对此，翟晓梅认为，即使基于医学原因的非商业性代孕，在某种特定医学状况下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其社会管理和规范也是十分必要并且应是非常严格的。

（本报北京2月8日电 本报记者 金振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