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孔子学生说中了！鲁哀公果然客死异邦

核心提示：1583年，利玛窦从澳门进入广东，先到肇庆传教，他说当地官员百姓都很有礼貌。后来一些其他传教士被从北京遣送至澳门，一路上也依然礼遇有加，并没有把他们当做罪犯鲁莽相待。

大多数人都听过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但这个称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即便是在逃亡中 孔子仍不忘与弟子演习礼仪

1583年，利玛窦从澳门进入广东，先到肇庆传教，他说当地官员百姓都很有礼貌。后来一些其他传教士被从北京遣送至澳门，一路上也依然礼遇有加，并没有把他们当做罪犯鲁莽相待。这些传教士将在中国旅行的见闻写在信中，寄回欧洲，被刊载在当时的报纸上，引起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无限想象与向往，并形塑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

孔子的教学，以《诗》与礼最重要。何以见得？有一回孔子独自在家里的中庭站着，他儿子鲤经过，不敢打扰父亲，便小跑步过去，但被孔子叫住了，问他：“学《诗》了吗？”孔鲤说：“没呢！”孔子告诉他：“不学《诗》，就不知道怎么言谈。”孔鲤便退下来去学《诗》；又有一次，孔子又一个人站在中庭，孔鲤又小跑步过去，又被叫住了：“学礼了吗？”孔鲤还是说：“没呢！”孔子说：“不学礼，就不知道怎么立身。”于是孔鲤又退下来去学礼。懂得如何说话、如何立身处世、应对进退，这才是一名值得尊重的成年人该有的表现。不仅平日生活中要学礼，孔子周游列国14年期间，也不曾因为舟车劳顿而忘却演习礼仪；《史记》说他在离开曹国前往宋国的路上，“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国的将军桓魋要杀孔子，孔子只好离开；后来孔子来到郑国，正值郑国遭遇兵祸，孔子和弟子被逃亡的人群冲散了，子贡问路人，路人答道：“东门那儿有个人长得像圣人，可是郁郁不得志像条丧家狗。”这就是有学者称孔子为“丧家狗”的由来。可注意的是，孔子即使在这样到处流亡、求仕、不得志、经常没饭吃甚至被人追杀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志节，旅途中仍不忘与弟子演习礼仪，可见在孔子心目中，“礼仪”是多么重要。

谈恋爱时两人虽然关系亲密 但如果不懂互相尊敬也不会长久

《论语》里，孔子的一个学生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第一》）最美好的艺术，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礼就是促成这种和谐很重要的方式，不但向外让我们的行为举止合乎常理，向内也可以安定我们的心，使心不外放、不浮躁、不狂妄，止于定与敬。有人会觉得，老是又定又敬的，不累吗？不要礼，大家轻轻松松的有什么不好呢？反正不犯法就行了。这就是贪图眼前享受的短视人随口而出的轻率之语，他们无法预知细微偏差的念头、行为所能造成的无穷后患。曾有一次，我与学生讨论《论语》中的“敬”，谈到所有的关系里都不能少了敬，一名女学生问：“连谈恋爱都要敬吗？那多没意思啊！”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才会以为两人间的亲密相处，只要你浓我浓就可以了；其后另外一名已经谈了一年恋爱的男学生便说：“恋爱中更需要敬吧！正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很亲近，但人与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如果不能互相尊重，那不是很快就会因为个性不合而吵架、分手吗？”礼的核心正是“仁”，由仁发展出对人的敬，“敬”不只是外在行为上的守规矩、有礼貌，更是发自内心对他人的体贴、敬重、珍惜；不只是情侣间需要敬，我的学生中许多是第一次离家住宿舍，小公主、小王子免不了在室友相处中产生摩擦，基本上也都要用“敬”字来解决。

“礼”是为如何当一个标准的人、高尚的人所立下的规矩；“法”则是做人做事的下限，不犯法不表示人品高尚，而只是最低限度的为人而已。现代社会重法而不重礼，换句话说，只是强调“不可以做什么”，却不引导人“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所以许多孩子从小的行为就让人叹息，诸如瞧不起甚至欺负家境贫穷的同伴，或者对爷爷奶奶大呼小叫，家长却没有加以纠正，反而误以为这是尊重、给孩子自由空间；我的许多学生是富二代，家里的钱花不完，但父母除了经济上源源不绝的呵护外，却少有人懂得为孩子指出一条人生的光明大道，顶多要求他们课业成绩要及格、不要惹是生非。这些孩子大多聪明，应付课业不是难事，也很知道父母的底线在哪里，因而，往往将宝贵的青春年华花在抽烟、喝酒、打牌、搓麻将、唱歌、看电影这些轻松的娱乐上；等而下之的则打架、赌博、与人争强斗胜。他们的确没有犯法，但这样的日子开心吗？这样的生命又有什么意思呢？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容易见到的，尚未发生的事情则难以预知。一个人犯了法、受了法律的制裁，此中我们立即可以看到“法”的作用；但一个人犯了礼，最后身败名裂，一般人却看不到其中深远的关联。

孔子的学生预言鲁哀公无法终老在鲁国 结果真被他言中

《左传·哀公十六年》里记载孔子过世后，鲁哀公为孔子作诔（音lěi，上对下的祭文），说：“老天爷不体恤我鲁国，不为我留下这位元老，让我一人在位，孤独无依，我真伤悲啊！”与孔子感情深厚的子贡大胆进言说：“我恐怕您将无法终老在鲁国啊！您明明知道他是个贤人，但他在世时却不能用他，他死时您偏又为他做诔，这不合于礼；您是国君，却在诔文里称自己为‘一人’，这不是您的名分。孔夫子说：‘失去礼，就会迷失；失去名，就会过失。’您这两项错误都犯了啊！”后来哀公果然被自己的家臣逐出鲁国，四处流亡，客死异邦。

2013年6月的一天，成都62路公交车上，一名女子为了独占两个座位，而与旁边的老先生起了争执，后来竟直接坐到老人腿上。法律上这名女子或许难以追究其责任，但在人品上，这种行为就是严重的失“礼”，失了礼，就是失了行为的分寸。这不是面子问题，而是人品问题。2008年12月14日，刚卸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伊拉克记者会中被记者丢鞋；2009年2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被一名德国籍男子扔鞋。且将政治立场搁置不谈，一名年轻人在一位长者演讲时公然向他丢鞋，这表现的不是勇气或胆识，而是无知与无礼。当然，这名年轻人或许有他丢鞋的理由与他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诸如没有发问时间、没有机会表达他对这位演讲者所代表立场的不满或反对，但这些“不得不”难道就可以将这样的鲁莽行为合理化吗？那是不是以后凡是具有争议的人物演讲，都得先练好一套闪躲术，以备演讲中途避开那些不定时飞来的“正义之鞋”呢？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便已有真知灼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用政治来引导人民、用刑罚来让人民守规矩，那人民虽然免于受到法律的制裁，却没有羞耻之心；用德行来领导人、用礼仪来规范人，那么人民不但知耻，而且有品格。今天的政治强调法律的同时也强调自由，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的权利”“我没有犯法，你管不了我”；我的课上，也曾遇到过学生边上课边阅读其他科目的书，我要求他收起来，他反问：“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的学生难教、难管，这样的人也难以相处，别人为他付出再多心血，他也不会感激；带着这样的态度为人处世，虽聪明不至于犯法，但一生中也只为自己着想，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更遑论尊重、珍惜他人。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提出了“礼教吃人”，后来我们总据此来反对所谓两千年的儒家礼教；然而，一方面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真的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缺乏教养、没有分寸、不懂得尊重他人的人吗？另一方面，所谓“礼教”的实质内涵，在两千多年的流传与无行文人的曲解下，也早已面目全非，远不是孔子当年讲学、演习“礼”的初衷。我个人很喜欢《论语》里头曾子过世前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有一个非常诚恳的铺垫，场景是曾子病得厉害，鲁国的贵族孟敬子去探病，曾子先说：“鸟死去之前，它的鸣叫是发自内心的悲哀；而我人将死了，你要相信，我说的话是善意的、真实的，绝对不是要欺骗你啊！”这样的话不加修饰，却无比真挚感人，而其后所说的，也是曾子一生学习、修行的心得：“君子最重要的事情有，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就可以让自身远离粗暴傲慢；时时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言辞和气息，这样就可以远离鄙陋背理了。至于那些祭祀礼仪的事情，自有专门的执礼负责。”曾子在孔子眼中是愚鲁的，但他一生不曾松懈自我的修养，他的修养方式尤其着重于从外在身体着手，完成内在心灵的中和，身体、脸色、口气，是人呈现于外最主要的三项特征，一个人如果能常常注意自己外在的这些表现，使它们合于礼，心自然就不会离正道太远了。

“礼”最大的意义，便是由外向内达到身心的平衡与美好，成就个人之美、人群之美、国家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