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脸婆”起初非贬义：千年前竟是辽代妇女“佛妆”

核心提示：在辽代，满面涂黄居然是契丹妇女美容养颜的流行色！人面涂黄，佛面贴金，朝野尊崇，全民陶然，谓之“佛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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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黄脸婆”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贬损之语，鲜为人知的是，在辽代，满面涂黄居然是契丹妇女美容养颜的流行色！人面涂黄，佛面贴金，朝野尊崇，全民陶然，谓之“佛妆”。那么，如此尊贵敬语，时隔千年后，怎么会沦为一个与原意有天壤之别的贬义词？这期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异过程？

面部涂黄之俗

由来已久

言及辽代妇女面部涂黄之俗，有些人认为这并非辽人之独创，而是一个早于辽代的民间习俗。如北朝民歌《木兰诗》中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之词句。贴花黄，是中原地区“尚黄”之明证。

一般认为，“额黄”之法始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五代，宋代以后渐衰，因以黄色颜料涂染于额间，故名，又有“鹅黄”“鸦黄”“约黄”“贴黄”“花黄”“蕊黄”“宫黄”等别称。自南北朝至宋元，描述“额黄”的诗词不胜枚举。由这些文献的记载来看，“额黄”的施行手法主要有两种，一为染画法；二为粘贴法。古诗里说的“对镜贴花黄”属粘贴法，即将以黄色材料制成的薄片装饰物用胶粘于额部，这种片状饰物因多被裁减镂刻成各式花样，故称“花黄”。

辽人面部涂黄的习俗由来已久，据《辽史》记载，辽太祖阿保机出生后，其祖母简献皇后将他“常匿于别幕，涂其面，不令他人见”。这是契丹人涂面的较早记录。

此外，“尚黄”的观念导致了辽人以黄金为贵的文化习尚。据《契丹国志》载，阿保机开国后，“番官戴毡冠，上以金花为饰”“额前缀金花”，又“妇人进新春书，以黄缯为帜”。黄色是最醒目的一种色彩，“尚黄”并非辽人独有，不同前朝的是，辽代的契丹妇女面部施黄，不是“贴花黄”的局部点缀，而是满面涂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黄脸女”，这就是后世流传民间的“黄脸婆”的原型。

辽代“黄脸女”

吓了宋人一大跳

对于广大的辽代妇女而言，涂黄之俗实乃一道盛行朝野的流行色，喻为“佛妆”，但在以白为美的宋人眼里，却惊为“异物”！

对此，宋人笔记中有诸多记载。北宋末朱彧（yù）所着《萍洲可谈》一书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其父朱服在使辽时曾亲眼见过辽人的“佛妆”，“先公（即朱服）言使北虏，见虏使耶律家车马来迓（yà,迎），毡车中有妇人，面涂深黄，谓之‘佛妆’，红眉黑吻，正如异物。”由此可知，朱服所见辽人“佛妆”的特征就是“面涂深黄”。

辽代妇女化妆，为何喜好“红眉黑吻”呢？目前存在两种说法。一是色差说，王青煜先生认为，女人面部涂抹了黄色颜料之后，由于色差对比的原因，会使眉下及嘴唇的皮肤分别呈现出红色和黑色的视觉效果；二为妆饰说，田苗博士认为辽人的“红眉”乃是秉承了唐五代以来呈泛红色状的檀眉妆饰。贺昌群先生指出“黑吻”就是唐代以来乌膏注唇的化妆方法。

试想，一个女人描着红眉毛、满脸涂黄、抹着黑嘴唇，这三种颜色集中于面部，以今人视角，大街上突然撞见，该是怎样的惊悚感觉？千年前与辽人同时代的宋人对此就大为不解，疑为“瘴疾”！

出使辽国的北宋使臣彭汝砺在其《鄱阳集》卷一二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题为：“妇人面涂黄而吏告以为瘴疾问云谓佛妆也，诗云：”有女夭夭称细娘（注曰：俗谓妇人有颜色者为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人见怪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彭汝砺曾于元佑六年（1091）以贺辽主生辰使的身份出使辽朝，到达过燕京，这首诗很可能就作于使辽途中，记录的是燕地见闻。再从该诗的内容来分析，燕地女子有面部涂黄的习俗，但宋人对此闻所未闻，并以之为奇，怀疑她们有瘴疾，故面呈黄色，这时有”墨吏“便夸耀说此为”佛妆“。此”墨吏“当为辽官，所以才会有矜夸之辞，说明”佛妆“应是辽朝特有的一种面饰。

据彭汝砺的记载，施用佛妆者乃“燕姬”所为，“燕姬”可指代北地女子，既可能是契丹女人，也可能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女人，指代较为宽泛。但据曾于元佑九年（1094）出使辽国、着有《使辽录》的张舜民对“佛妆”的读解，则明确指出施“佛妆”者不包括北地的汉族妇女。“胡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张舜民所谓的“胡妇”主要是指契丹妇女。“佛妆”本身可能并不美观，宋人见之“疑为瘴”（亦作“瘴疠”，感受瘴气而生的疾病，亦泛指恶性疟疾等病），并不为怪。

佛妆乃是辽代妇女的

“养颜面膜”

为什么每逢冬季，辽代妇女要将面部涂黄？这是由千年前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条件决定的。创建大辽王朝的契丹人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腹地在东蒙与辽西，主要活动于今内蒙古的赤峰、通辽，辽宁的朝阳与阜新一带。这一地区时值冬季，风沙扑面、天干物燥，妇女为抵御严寒、风沙的侵袭，在脸上施以黄物，且层层涂抹而不洗，直至春暖时节才涤去，从而使面部保持“洁白如玉”的状态，这种保养皮肤的方法与现代女子用于美容护颜的“面膜”有相似之处。

“佛妆”所涂黄物的主要成分是“括蒌（ lóu）”，亦称“栝（guā）楼”，是葫芦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各地均有生长，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全草皆可入药。成名于东汉的《神农百草经》谓“括蒌”的果实色黄，名“黄瓜”，可以“悦泽人面”，南朝梁陶弘景注曰“其实今以杂作手膏”，说明人们很早就将括蒌的果实制成手膏用于护肤。收录唐至五代实用草药的药书《日华子本草》也称括蒌子可用以“疗手面皱”。可见，以括蒌保养皮肤的做法一直被沿用不辍，辽人施行的”佛妆“也是遵循了同样的药理。

据辽史专家冯永谦先生考证，辽代妇女涂黄面部所用之物，不一定都是括蒌，不少时候为方便计，将黍（即今天所说的“大黄米”）磨成面，直接涂在脸上，以御风沙。据说，早期契丹人的面部涂黄之物还包括像“狼粪”那样较为粗鄙的原料。无论采取何种原料，春暖花开之际，辽代妇女用水洗去面部黄物，对镜梳妆，一时光彩照人！

那么，为何这种面部涂黄的养颜之术被喻以“佛妆”之谓呢？有专家分析，这可能与辽代的崇佛之风及一种特殊的佛面贴金做法有关。

众所周知，辽朝以崇佛着称，据说元世祖忽必烈总结辽金亡国教训时，用了这样八个字“辽亡于释（佛教），金废于儒（儒教）”，足见大辽佛风之盛。特别到了辽代后期，即兴宗、道宗、天祚帝三朝，辽朝境内佛寺林立、梵音袅袅，一派佛国气象。据称，受当时妇女涂面之风的影响，大辽工匠普遍采用“佛面贴金”的工艺手段，如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31尊彩塑佛像及义县奉国寺内的七佛塑像，均于面部及头冠贴金。面部涂金之后的佛像在阳光映射下，金光闪闪，威严而华贵，令人顿生敬慕之心。据说道宗朝时，宋哲宗派使臣出使辽国，使臣见此情状印象深刻，有感而发，将辽代妇女面部涂黄之术谓之“佛妆”，此语一出，信佛辽人闻之大喜，于是口耳相传，使这一精妙形容有如长了翅膀般流播大江南北，“佛妆”之谓竟成了这一独特的北女养颜之法的代名词。

实际上，“佛妆”一词，早在宋哲宗之前就风行辽国域内了，未必是宋人的首创。因为汉魏以后，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佛教思想逐渐渗透入中国社会，佛教艺术也被引进中国，从而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鹅黄”就是人们因受沥粉贴金的佛像启发而发明的一种额部妆饰。也就是说，佛像贴金在前，后人仿效于后，只是到了全民崇佛的辽代，这种追崇与仿效更加深入化、世俗化，乃至制度化了。

辽代以后，北方的“佛妆”之俗见衰，“佛妆”之名不再为人们日常生活所用，而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典故，只见于文人的诗作之中。清人作怀古诗追叙辽朝时常常提及辽人的“佛妆”，如陈文述《辽宫遗址》诗谓“贵戚惟萧氏，昭仪有细娘……彩凤扶仙辇，明娥艳佛妆”；又史梦兰《全史宫词》卷一八《辽》云：“夏至年年进粉囊，时新花样尽涂黄。中官领得牛鱼鳔（biào），散入诸宫作佛妆。” 这里说到的“牛鱼鳔”是指辽代妇女常用的一种鱼形面花，实与“佛妆”无关。由此可知，“佛妆”一词在这些诗作中均属用典修辞，已非日常生活中的实用语汇了。

“佛妆”与“额黄”

不是一回事

有人认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尊崇中原汉文化，大量吸收汉文明，因此辽人“佛妆”应是中原汉地“额黄”的变种或衍生品。特别是到了清代，文人多将“佛妆”与“额黄”相混淆，在他们的诗作中，经常使用“佛妆”一词来形容女子化妆之后的姿色。但据邱靖嘉先生研究，大辽“佛妆”与汉地“额黄”并无关联，是两码事。在《洗尽铅华试佛妆--辽代妇女面饰习俗探析》一文中，邱靖嘉指出了两者间的五点不同。

第一，原料不同。“额黄”妆所用的黄色染料的成分，可能是具有较高药用价值的松花粉，也可能是一种类似天然一氧化碳的铅黄，或是金黄色的砷，长期使用对皮肤有害，但这种说法没有文献依据。1954年7月，在陕西西安郭家滩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铜盒、铜镊、鎏金首饰等女子梳妆器物，其中有一件素面无纹的白铜盒，内盛淡黄色粉末，其是否与“额黄”有关，尚不得而知。而“佛妆”所用原料，则是括蒌、黍面等。

第二，两者的涂抹部位不同。“额黄”仅将黄色颜料染于额际，而“佛妆”则是涂满整个面部。

第三，两者的施行方法也不尽相同。“额黄”有平涂、半涂、蕊黄等多种化妆手法和花式；而“佛妆”只是简单的涂抹，并无其他样式。

第四，施行程序不同。美国汉学家谢弗认为，“额黄”的化妆步骤是先在脸上敷铅粉作底，然后再于额部涂抹黄色染料；但“佛妆”为了护肤无需用铅粉打底，反而是要先清洁面部，然后直接于素面涂黄。南宋韩元吉有一首《腊梅》诗云：“未惬篱东染御黄，天香特地剪蜂房。应怜雪里昭君怨，洗尽铅华试佛妆。”因腊梅色黄，故作者以“佛妆”比况，“铅华”即指铅粉，此处末句明确表示施行“佛妆”必须先要洗去铅华，这是对北方妇女面饰习俗的真实写照。

第五，功用不同。“额黄”用料是一种化妆品，这种妆饰纯粹是为了呈现艳丽的容貌；而“佛妆”所涂颜料属于护肤品，这种面饰完全是出于美容养颜的实用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护肤方法。“额黄”与“佛妆”的功能迥异，“佛妆”更像是用括蒌调制而成的一种“面脂”。辽代妇女心仪的“佛妆”，在宋人眼中则视为异怪，竟误以为得了“瘴疾”，因两者的功用不同导致的审美视角的迥异，即能说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额黄”与“佛妆”差别很大，不可混为一谈。

用药粉代替括蒌

“黄脸婆”始有贬义

以天然药材、纯绿色食品，或提汁或碎磨，涂面养颜，既有效又环保，且有“佛妆”之美誉，为何此法最终失传，并落下个“黄脸婆”的败兴之谓呢？皆因后世妇女用药粉抹面导致的后遗症。

辽代妇女用括蒌涂面的护肤之法，直到清代，在北京（原大辽陪都南京析津府）等辽王朝的腹地，仍有遗存。清代盛大士《灯市春游词》：“春城游女踏红绡（xiāo），可是羊家静婉腰。香水括蒌刚洗去，避风犹戴鬓边貂。”注曰：“京城女子冬日以括蒌涂面，春暖涤去，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清代查嗣瑮（lì）诗：‘春风暖入肌肤滑，初点胭脂洗括蒌。’”贾敬颜先生已指出，清代京师妇女的这种做法就是因袭辽之面妆。

不过，自辽代后，这种以括蒌涂面的遗俗日渐衰弱，直至消亡。清人许起《珊瑚舌雕谈初笔》卷八“涂黄”条云：辽俗尤盛涂黄为佛妆，至元明以后此风遂革，而今妇女面额之间则不须涂而自黄矣，何也？傅粉之盛无过于此时，无论大小百家妇女咸爱调粉，满面涂扑，宛同垩（è，白色土）匠。清朝藏书家周广业《过夏杂录》卷六载“苦蒌涂面”条即谓“近苦蒌无闻，但多用面药及泥粉耳”。

两相比较，辽代的“佛妆”虽呈黄色，不甚美观，待妇女洗去涂料即可恢复洁白如玉的面容；而清人改用药粉涂面后，其效果却适得其反。许起对此的分析是：“……不知粉性香燥，能烁肌脂，久之肤为之黄。晨起洗脸，无有不如金装佛面者。”“烁”字之意，指温度极高，能将金石熔化，形容酷热。许起用“烁”字痛陈药粉之害，与今天某些含大量化学元素的化妆品伤毁皮肤的结果是大同小异的。换言之，辽代妇女尊天然之效，虽用括蒌涂面越抹越黄，却先黄后白，护肤养颜；清代妇女崇人工之效用药粉代括蒌，虽越抹越白，却先白后黄、伤肤害颜，故而“久之肤为之黄”“不须涂而自黄”，为刻意追求颜色之美，施以药粉，终酿后患，久而久之便成了今天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带有贬义色彩的“黄脸婆”了。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