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章、陈都是浙江人，也都是鲁迅的同事：1911年11月，王金发建立绍兴军政分府，章锡琛“和鲁迅在绍兴府学堂是同事”；1920年至1926年，鲁迅在北大中文系兼职，陈百年任哲学系主任。
这是商务印书馆馆藏的《辞源》等作品（11月16日摄）
“《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1935年2月15日晨，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鲁迅写下这番话。
章锡琛是着名出版家，陈百年（名大齐，以字行）是我国心理学先驱，1918年《新青年》批灵学时，曾与鲁迅同道。
章、陈都是浙江人，也都是鲁迅的同事：1911年11月，王金发建立绍兴军政分府，章锡琛“和鲁迅在绍兴府学堂是同事”；1920年至1926年，鲁迅在北大中文系兼职，陈百年任哲学系主任。
陈百年有个笔名，叫“悠悠我思”，在光复会（清末着名革命团体，1903年冬在东京酝酿协商，次年1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时期用过，外人罕知。鲁迅曾经陶成章介绍入光复会（它是秘密组织，连周作人都不知此事），常引“悠悠我思”为“谈助”。1917年2月16日，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鲁迅写道：“悠悠我思有一篇短文，是回骂上海什么报的，大约想登在《每周评论》上。”可见鲁迅与陈百年关系密切。
说陈百年应聘开明书店经理，不知何据，此时陈在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任副委员长，鲁迅回护章锡琛，对旧人如此不客气，是重提10年前的一段恩怨。
大出版家曾考不上中学
1889年，章锡琛（别名雪村）生于浙江绍兴马山镇，南距鲁迅家（在绍兴县城）18华里，北离《社戏》中鲁迅的外婆家5华里。
1931年1月，章锡琛在《中学生》上撰文称：“我的家庭，向来在乡间经营小商业，不曾有过读书人。”他是长子，却不愿承祖业去当“小店王”。
9岁时，章锡琛开蒙，14岁入县城私塾，他“从书店里看到《新民丛报》、《浙江潮》一类的杂志，感到新奇，便买几本来瞎七瞎八地阅读，后来读上了瘾，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世界大势”。
受梁启超、丁福保所说“学日本文三天可以小成，三月可以大成”的诱惑，章锡琛开始自修日文，想赴日留学，可家中无力支持。
15岁时，章锡琛随陶碌生读书，陶课徒甚宽，不要求背诵、作文，只让章自己找书看，有兴致时写文章，由他删削。
因没考上中学，章锡琛只得回乡，陶碌生不断来信勉励，让章继续写文寄去。17岁时，几名留日生在县城里开东文传习所，章锡琛往学，3个月即毕业，他抱怨说：“毕业的时候，我虽然考取第一，会讲一两百句的日语；但要看日本书，还是相差很远。毕业之后，这一两百句的日语，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回乡无事可做，章锡琛尝试办学，居然“生意并不坏”，年底赚了七八十元，而家传小店每年也只能赚百余元。章说：“父亲笑逐颜开，称赞我能够生利。”便干脆和朋友办起小学，两人既当老师，又任校长。
误打误撞进了商务印书馆
办了一年学，“从地方报纸上看到城中开办简易师范的广告”，二位校长都去应试，小学交给聘来的一位老师。
入学考试时，章锡琛排名第二，一年后毕业时，升至第一，得到监督（相当于校长）杜海生重视。
毕业后，章锡琛留在母校附属小学当老师，合伙人被“派往乡间别的一所学校”，二人的小学只好关张。
杜海生后去绍兴府中学堂当监督，时鲁迅任监学（相当于教务长）兼博物教员。传说杜是向官府告发秋瑾的乡绅之一，学生闹学潮反对他，参与者宋崇厚回忆：“我有一个同学……被杜海生当作‘害群之马’开除，幸亏豫才先生（即鲁迅）刚到府中经手处理，才得以留校。”
辛亥革命后，听说王金发的部队半夜要进绍兴城，鲁迅带学生到西门外迎接，却没等来。第二天傍晚再去，等了半天，王金发的部队“才坐很大的白篷船来了……每只船靠近时便放一枪，不知什么道理？可能是摆摆威风”，王金发上岸后与鲁迅久久握手。
章锡琛可能是此后入绍兴府中学堂的，与鲁迅同事。
不久，因支持学生画漫画讽刺王金发，鲁迅离开绍兴。杜海生则去了上海，来信说替章“在商务印书馆方面找到一件事情”。
原来，杜海生堂侄是着名科普出版家杜亚泉，正在商务印书馆主编《东方杂志》。章锡琛一报到，杜亚泉便让他翻译日文杂志中的一篇居里夫人传。
章锡琛多年不习日语，找本字典“勉强成了篇”，竟得发表。“这样接连又翻译了几篇，有的登出来，有的被塞在字纸篓里”，大半年后，成了熟手，甚至被误认是留日生。
一夜间名满天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领袖志希（即罗家伦）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将商务印书馆的各种杂志“骂得体无完肤”，并点名批评《妇女杂志》说：“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
张元济忙调整，让沈雁冰（即茅盾）接手《小说月报》，让章锡琛接手《妇女杂志》。
《妇女杂志》创办于1915年，首任主编王蕴章是鸳蝴派重要作家，内容以指点读者如何当良母为主。1916年，曾留学日本、美国的胡彬夏任主编，但只是借用她的知名度（她是着名学者胡敦复、胡刚复的妹妹），实际上“从未到过编译所一次，一切均由王蕴章负责编辑，每期并用她名义写一论文，刊在卷首”。
章锡琛上位，一是因张元济善于提拔后进，另一是国学大家钱智修推荐。据茅盾回忆：“《东方杂志》在主编之下，有三个名副其实的编辑，即钱智修、章锡琛、胡愈之，钱、胡懂英文，章懂日文。”三人关系莫逆。
经章锡琛主编，《妇女杂志》风格大变：
其一，引进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其二，大量采用日本学者文章，竟达200多篇，与国际接轨。
其三，与时贤密切合作，共发表周建人的文章50篇、茅盾的文章12篇、周作人的文章6篇、胡适的文章4篇，鲁迅《呐喊》后的第一篇小说《幸福的家庭》，便首发在《妇女杂志》上。
《妇女杂志》发行量由原来的三千多份飙升到一万份以上，章锡琛与周建人被誉为“妇女问题专家”。
吵赢大教授却输了饭碗
1925年1月，《妇女杂志》在第11卷第1号上推出“新性道德专号”，引起轩然大波。因章锡琛、周作人为反对当时流行的贞操观，撰文认可多角恋爱，被《晶报》《时事新报》斥为“教坏青年”。
3月14日，陈百年在《现代评论》上批评道：“今以改革自认的新性道德家竟有许可一夫多妻的言论，竟挺身出来作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我不得不提出一种抗议了。”
章锡琛、周作人第二天便作了驳论，发给《现代评论》，可一个月后未见回应，深感不公，便把文章寄给鲁迅。
恰在此时，《现代评论》刊发了两文（并附陈百年回应文），却删节甚多，鲁迅遂将全文发在《莽原》上，并提出自己看法：“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而不像论是非，莫名其妙。”
陈百年很快给鲁迅写信，希望平息争议。商务印书馆怕惹事，不许章锡琛、周建人再回应，二人便将文章发给鲁迅，鲁迅又发表在《莽原》上。
在章、周的文章中，不乏“我们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名流”之类刺激性语言。
鲁迅支持章、周，除了认同其理论外，也含有对“现代评论派”的不满，可当时主事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是胡适推荐去的。章锡琛接手主编时，与商务印书馆有协议，馆方不得干预编辑，可王云五主张西方式管理，不认同此协议。
1925年9月，杜就田接手《现代妇女》杂志，章锡琛、周建人被调到其他部门。
信林语堂发了大财
《现代妇女》作者团队颇为章锡琛抱不平，在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人支持下，办了《新女性》，依然由章主编，章因此离开工作了15年的商务印书馆。
《新女性》发行量迅速突破3000，却不盈利。1926年8月，章锡琛与弟弟章锡珊以《新女性》为依托，合资办了开明书店。
1929年12月，《新女性》停刊，在《废刊词》中，章锡琛承认：“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不需要了。”
章锡琛喜观念争论，《现代妇女》多为专题，如“产儿限制号”“家庭革新号”“配偶选择号”等。杜就田接手后，转向生活化内容，深受读者欢迎。章也意识到应转型，1930年推出《中学生》杂志，已转向平易近人。
成为老板后，章锡琛不改豪爽，据开明书店员工回忆：“当时职员是供伙制，七人一桌，四荤两素一汤，碗又大又深，盛得满满，厨司是绍兴来的先生同乡，手艺很高，初一十五加白鸡、白鸭、一壶酒；过年过节整桌席，天天像上馆子。可是厨司不管先生家伙食，以避嫌，由章师母自己管伙，有时我去看他们吃饭，小菜又少又差，先生一碟花生下酒，和我们的伙食距离太远了……”
开明书局规模小，靠封面装帧好、校对精争取作者。章锡琛敢冒险，林语堂想编英文教科书，要每月预支300元稿费，无人敢接，当时开明的资金才四五千元，章却答应了下来。林语堂后来靠这套书赚了30万版税，开明也一跃成为全国6大出版机构之一。
创业者却被扫地出门
1928年，开明书店改为股份公司，章锡琛所占份额不过二十分之一。
1948年8月，章锡琛辞去总经理之职，1949年7月，再辞常务董事之职，甚至向陈叔通借路费，才带着家人离开上海，到了北京。
创业者被扫地出门，因抗战初，章锡琛未及时迁店，致开明书店遭日机轰炸，损失资产达80%。书店迁内地后，章锡琛留在上海固守，内地由范洗人任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开明该由谁管理，成了问题。
1946年2月，书店决心在全国广设分店，章锡琛实地考察后，提出：“看到各分店和商务、中华、世界各家一样，除春秋两季教科书营业外，无所事事，分店经理经常在外面交际应酬，吃喝赌博，没有人关心店务，甚至用本店资金去做投机生意，非法营业。”
1948年，因母亲去世，章锡琛辞去总经理一职。第二年7月，开明书店18名同人联手写信，历数章锡琛失误，提出：“欲领导群僚，诱发其不畏艰难不怕吃苦之精神以从事奋斗，恐非先生之所长也。”
10多天后，章锡琛北上，应当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邀，出任专员，参与1949年后第一个着作权暂行法制定。
开明书店董事长邵力子先生曾说：“这样对待雪村先生是不应该的。”虽已离开书店，可在后来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中，章提供了不少帮助。
上世纪50年代起，章锡琛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等职。1969年染小恙，因求治无门去世，时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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