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军机处值班房可以听见爆竹声由远而近，知道乾隆皇帝到了乾清宫上朝了。这时还得再点着蜡烛照明，燃烧一寸左右才天亮。军机大臣有十几个人
乾隆皇帝是清代着名的君主，以勤政着称。
据乾隆时的翰林院编修赵翼说，乾隆皇帝每天早晨五点准时起床，当时军机处每晚留一个大臣值夜班，而每天派一个大臣五更就上班协助值夜班的，以防皇帝临时有事。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乾隆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燃放一个爆竹。在军机处值班房可以听见爆竹声由远而近，知道乾隆皇帝到了乾清宫上朝了。这时还得再点着蜡烛照明，燃烧一寸左右才天亮。军机大臣有十几个人，每五六天才轮一个早班，已经感觉很辛苦，可是乾隆皇帝天天如此。
但乾隆晚年出现了一些懈怠，据朝鲜使节记载：“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
究其原因，乾隆在执政中，强调宽严相济。
惩于雍正执政过刚，社会缺乏活力，地方积极性不足，乾隆登基后在长达14年中基本采取了宽松的管理方式，以恢复地方活力，这也是乾隆初期经济能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经济发展了，地方腐败就增加，这是当时遇到的最大困境。
因皇后突然去世，乾隆异常悲痛，执政风格转向严厉，以贪腐为借口，大开杀戒，乾隆中期惩贪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时期之一，但乾隆后期逐渐意识到，这只是暂时压抑了社会矛盾，并未根本解决。
康雍乾三代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同样的效应在英国、法国、日本都曾出现，如何转化这些劳动力，是君主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人口增加了，劳动生产力没有同步增加，必然带来贫富不均，出现大量游民，社会开始动荡。乾隆执政刚猛，提高了地方官员的责任心，暂时压制了游民，但这种压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乾隆去世前，曾表示后代一旦出现昏君，江山就可能断送，他特别提出要警惕英吉利和减少贫困人口。
减少贫困人口，只能加速城市化，允许商业发展，所以乾隆后期执政转向平缓，包括北京内城都已出现大量的商业企业，按祖制，内城为八旗独占，绝不允许出现商人，以防八旗腐化。乾隆连这都忍了，可见他并不糊涂。此外乾隆大兴土木，建设三山五园，目的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带动民间投资，实现藏富于民的目的，但这种投资往往是低效率的，很可能带来社会生产率的下降。
乾隆有一个性格弱点，就是他出自贵胄，从小智商过人，不像康熙那样厚道，乾隆最看不得别人玩心眼，他又有洞察力，所以往往和手下人比赛心机，水至清则无鱼，结果大家都当奴才，不利于反馈正确意见。
专制主义有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人才选拔比较难，因为专制主义靠信息封锁来实现管理，所以掌握与皇帝相等信息的人太少，再聪明的臣子，想给皇帝提出好建议，都比较困难。所以到执政中后期，都会出现信任一人的错误。
唐玄宗初期平均1.5年便换一次宰相，后来却长期任用李林甫，李未必是奸臣，但一个人独揽权力太久，必然会生盲区。和珅也如此，乾隆任用和珅，因和珅确实有能力，但过度放权，在不平衡的制度下，肯定要出问题。有学者指出：“和珅的快速提升以及造成的严重贪腐，这些都是乾隆晚年一手放纵的政治产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乾隆亲自提拔的和珅为代表的贪腐集团彻底葬送了康雍乾得之不易的政治成果，极大促成了后来的‘嘉道中衰’。”
从儒家的视野看，统治者应该对历史负责，但这个历史很虚幻，因为历史是人写的，可以涂改和遮蔽，此外历史并不人格化，比较模糊。初期可能确实有一定约束力，但随着执政时间增加，渐渐会产生懈怠。
这个问题不仅乾隆存在，李世民等君主也存在，都是早期励精图治，中年转向消极，晚年开始怀疑。
以上主要内容引自《北京地方志·故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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